《巴黎協定》影響全球淨零行動與氣候作為。示意圖。Unsplash by Saj Shafique
2026年2月26日，聯合國監督機構核發了史上第一批「巴黎協定信貸機制」（PACM）碳信用（約4.2萬噸 A6.4ERs），來自韓國資助、緬甸授權的清潔爐具專案。
一、第一噸聯合國掛保證的碳信用來了
2026年2月26日，全球碳市場迎來一個歷史性時刻，《巴黎協定》第6.4條監督機構（Supervisory Body）准予核發史上第一批「巴黎協定信貸機制」（Paris Agreement Crediting Mechanism, PACM）碳信用。這批約4.2萬噸的減量額度A6.4ERs，來自緬甸的清潔爐具專案，由南韓企業出資、經緬甸政府授權，走完註冊、查驗到核發的完整流程。
從2015年條文寫進《巴黎協定》，到第一噸碳信用問世，整整十年。這個曾被戲稱為「開會開不完的難產機制」，如今終於從紙上規則變成可交易的現貨。它憑什麼被視為全球碳市場的「黃金標準」？又將如何改寫既有的碳信用版圖？
★台灣第一個ESG與USR永續整合平台，加入ESG遠見共好圈★
二、6.4 條是什麼：聯合國直營的全球碳市場
《巴黎協定》第 6 條為國際的碳市場或機制等相關的合作開啟兩條路：
第6.2 條走「雙邊模式」，允許締約方在自願基礎上，將一方所實現的減碳成果轉讓予另一個締約國，以協助履行其NDC（國家自主貢獻）。
6.4 條則走「中央模式」，建立一個由聯合國直接監管的全球碳信用核發與交易平台，方法學由監督機構統一制定或核可，並廣泛開放私營企業與開發商參與，這就是所謂的巴黎協定碳信用機制 (Paris Agreement Crediting Mechanism, PACM)，是京都議定書時代「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的接班人。
然而，兩者的差異為何？CDM 時代規則較為鬆散，外加性審查寬鬆、漂綠爭議不斷，碳信用品質良莠不齊。PACM 記取教訓，把「環境完整性」作為6.4的核心，專案須通過嚴格的外加性測試與碳洩漏防範，基準線設定必須保守、低於一切照舊情境；每筆核發的碳信用至少 2% 直接註銷，確保交易對全球排放產生淨減量；另有 5% 額度自動撥入聯合國調適基金，協助氣候脆弱國家。碳信用若要跨國移轉，還須取得地主國授權並執行相應調整，杜絕雙重計算。
回顧過去十年，PACM 的制度建構歷程可謂漫長且高度複雜：自 2015 年 COP21 將相關機制納入《巴黎協定》第 6.4 條以來，國際社會歷經多年協商，至 2021 年 COP 26 方於《格拉斯哥規則手冊》中確立防止雙重計算、相應調整與治理架構等核心原則。其後，2022 至 2023 年間，第 6.4 條監督機構正式成立，並逐步就外加性、基準線設定、方法學審查與永續發展保障等技術規範進行制度化設計。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突破，則出現在 2024 年的COP 29，隨著碳移除活動與方法學要求兩項關鍵標準獲得通過，PACM的規則體系大致成形，各締約方與市場參與者，亦因此具備提出具體專案申請的制度基礎。
因此，自 2025 年起，PACM 進入由制度設計轉向實務運作的加速階段。查驗證機構（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 DOE）陸續完成重新認證，首個 PACM 原生方法學為垃圾掩埋場沼氣減量方法學獲得核可，用以追蹤減量成果歸屬與移轉紀錄的聯合國登錄系統亦正式上線。與此同時，多個締約方已設立指定國家主管機關（Designat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並開始核發專案授權文件，為跨境減量成果移轉建立必要的國家層級治理接口。
至 2026 年 2 月首批 PACM 碳信用正式核發，意味著PACM機制已完成從規範設計、制度建置到實際核發的「概念驗證」。然而，PACM 能否進一步擴大規模、維持環境完整性，並在國際碳市場中建立可信度與流動性，仍將取決於後續方法學擴充、授權程序穩定性、登錄系統銜接，以及各國 NDC 計算治理能力等關鍵條件。
三、近十億噸 CDM 碳信用跑道轉換的考驗
PACM 正式啟動後，首要面對的並非單純的新專案開發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清潔發展機制（CDM）所遺留下來的龐大制度遺產。作為《京都議定書》時期最重要的市場機制，CDM 曾在全球碳市場中累積大量專案與減量額度；然而，這些既有專案能否、以及應否被納入《巴黎協定》第 6.4 條機制，成為 PACM 建立初期最關鍵的壓力測試。
COP 30決議：將舊CDM 專案轉至PACM 的地主國核准期限延至2026年6月底，使近十億噸潛在舊有減量額度得以申請轉換。然而，截至2026年初，僅約13%的申請獲得地主國核准，顯示轉軌進程仍高度仰賴各國政府的授權意願與治理判斷。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主要CDM地主國的政策選擇，將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最終有多少舊有專案能夠被重新納入PACM 架構之中。
此一轉換的安排雖有助於擴充PACM初期供給，卻也同步引發環境完整性與市場信任的疑慮。根據目前申請轉軌的專案組成，約八成採用再生能源併網的方法學；然而，此類專案在過去自願碳市場中即因外加性不足、基準線設定偏寬，以及難以證明其減量成果並非一般市場趨勢所致，而長期受到高度質疑。若 PACM初期大量核發的 A6.4ERs 主要來自這類具爭議性的舊專案，則即便其具有「聯合國機制」的制度背書，仍可能削弱市場對其品質與正當性的信任。
更進一步來看，CDM的轉軌問題不僅是舊制度的技術性銜接，也將影響 PACM與既有自願碳市場之間的競爭關係。過去20年來，全球自願碳市場主要由Verra、Gold Standard等民間標準主導，其治理核心建立在方法學審查、第三方查驗、登錄系統與企業自願揭露之上。PACM的出現，則為市場引入一個具有聯合國授權、可與國家自定貢獻計算銜接的新型標準。短期而言，PACM可能分流部分高標準買家的採購需求，特別是那些重視授權狀態、相應調整與合規用途的買方；長期而言，PACM更可能對民間標準形成制度性拉力，迫使其提高透明度、強化方法學保守性，並更明確標示碳信用是否取得地主國授權。
此外，需求端的制度訊號也已逐漸浮現，並可能進一步強化PACM在國際碳市場中的戰略地位。歐盟2040年氣候目標已初步同意開放至多5%的減量可由高品質國際碳信用達成；國際航空碳抵換與減量機制（CORSIA）亦正評估是否將PACM碳信用納入合格名單，預計於2026年底作出決定。
一旦這些合規市場的大門正式打開，A6.4ERs很可能成為主權基金、跨國企業與受監管產業優先採購的國際碳信用類型。屆時，PACM 面臨的核心挑戰將不再只是如何建立規則與證明制度可行，而是能否在維持環境完整性、方法學嚴謹性與授權程序可信度的前提下，提供足以支撐符合規定的需求量。
四、結論
反觀臺灣雖非聯合國的締約國，卻已無置身事外的餘地。2026年碳費首度實繳，制度中國外減量額度經環境部認可後可扣減5%收費排放量的規定，等於為國際碳信用開了一扇門。只不過制度的鬆緊，也決定了臺灣接軌的成色。政府此刻該做的，不是被動等待國際定案，而是主動把第6.4條的品質要件，包含地主國授權、相應調整、嚴格外加性、強制註銷建議直接寫入國外額度的認可標準，甚至將聯合國核發的A6.4ERs列為優先認可對象；同時及早研議與PACM登錄系統的資訊對接，讓每一噸進入臺灣的碳信用都得以被追溯其履歷來源。
企業端同樣不能只是觀望比價，碳信用採購的評估重心已從價格轉向品質與流動性的趨勢邁進。建議企業應盡速採取行動，將地主國授權與相應調整列為採購門檻，而非加分項，這將決定手中碳信用是搶手的合規資產，還是乏人問津的庫存。
最後，PACM 能否真正成為碳市場的黃金標準，取決於它如何面對規模化與品質的雙重考驗；但可以確定的是，碳信用「良幣驅逐劣幣」的時代已經鳴槍起跑，政府的標準與企業的行動，都不該落在發令槍響之後。
文：邱祈榮；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