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尼泊爾冰川災難看ESG金融趨勢。高宜凡提供
位於「世界屋脊」那場舉世關注的冰川崩塌和「高山海嘯」災難，揭開纏訟國際30多年的「氣候賠償」未爆彈。讓排碳量不到全球千分之一的尼泊爾決定狀告聯合國，向前三大排碳大國（中國、美國、印度）求償2000萬美金。當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失愈來愈大，誰該承擔賠償責任？企業、政府、保險與金融機構又該如何分攤？這不僅牽動永續金融、企業減碳責任與氣候正義的未來走勢，更將成為接下來在土耳其召開的COP31大會熱門話題。
今年8月底，尼泊爾北部與中國交界的喜馬拉雅山區，發生嚴重的冰川滑落與岩石崩塌，引發大規模洪水與土石流，不僅造成上千人死亡、超過5000人失蹤、逾8萬人流離失所，更牽連難以估算的道路、建築與能源基礎設施損毀。
在哀傷的氣候災情和人命損傷之外，這次還牽扯出一個值得關注的永續話題 –「氣候賠償」（climate compensation）！或許，這正是未來氣候正義、訴訟咎責、以及永續資金活水的新篇章開端。而2022年成立至今的「損失與損害基金」（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簡稱FRLD），其執行成效也會在COP31被各界放大檢視。
誰該賠錢、誰能拿錢？氣候「賠償」爭議30多年未解
長年來，國際上談氣候行動常聚焦兩端，一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減緩」（Mitigation），另一則是訴求與環境變遷共存的「調適」（Adaptation）。
可是，若是已發生的災害和損失，能否有另一種支持管道？這便是聯合國《氣候公約》（UNFCCC）中「Loss and Damage」嘗試處理的問題。
但30多年來，氣候賠償一直是聯合國氣候會議的敏感話題，好不容易才在2022年由埃及主導的COP27催生了「損失與損害基金」（FRLD），成為公約轄下的正式金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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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成立之後挑戰重重，諸如：誰該出錢（富裕國或排碳大戶）？誰能拿錢（受害者或開發中國家）？怎麼申請跟給付？又該由誰決定？可否抵銷落後國家的債務？都還沒個吵完。目前確定的只有26名成員組成理事會，及世界銀行擔任秘書處和基金受託人。
為不使善款被誤用、也避免攬責上身，過去，工業化國家嘗試以技術扶植、優惠貸款、人道援助等方式，協助脆弱國家應對氣候災害，聯合國底下也有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等融資管道。但這些都迴避了氣候變遷的責任（liability）和賠償（compensation）問題，更無法實現受害方渴望的「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
最大卡關點有兩處，首先不難想像，就是「錢」的問題。
這次尼泊爾政府提出的2000萬美元賠償請求，其實還不足以支應該國所需的近50億美元重建需求。事實上，FRLD成立至今，可用資金不過3.5億美元，但來自上百國的申請金額合計已突破28億美元！
狀況再清楚不過了，那就是：大家都想拿錢，卻沒人肯出錢。往後亟需各種氣候保險和韌性融資管道加入挹注，才可能滿足愈來愈大的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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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歸屬與界定，氣候災難是誰的錯？又該怎麼賠？
其次，是法律判決與科學證據。
儘管許多專業報告早就言之鑿鑿表示，工業革命後百餘年來的氣候變遷現象，有超過97％的機率（或科學家共識）跟人類活動有關，但這在法律上要作為論罪的因果關係認定，始終欠缺臨門一角的篤定感，也給了「氣候懷疑論者」（climate skeptic）辯解的空間。
以尼泊爾事件為例，因涉及暖化升溫、冰川消退、永凍土融化、過度開發與山區觀光等多重因素及連鎖反應，即便有一大堆「間接」證據支持，還是很難100％認定氣候變遷對此的「直接」歸因。
而即便責任歸屬確定了，接下來的賠償比例與分配問題，恐怕更加麻煩。例如，是由排放最多的國家或企業先賠錢嗎？排名第二高的單位或鄰近組織又該賠多少？有公認的比例原則或換算機制嗎？
回想2022年FRLD成立時，那年同樣發生了震撼全球、造成3000萬人流離失所的巴基斯坦洪災。今年的尼泊爾事件，再次讓「氣候賠償」回到國際談判桌上，使主事者無法再逃避這個棘手挑戰。
對企業而言，這也不只是單純的環境和政治話題，當企業的排碳影響和氣候衝擊愈來愈清楚，往後也將背負一定程度的回應責任與行動義務，這些年來，愈來愈多單位都把節能減碳、自然風險、循環經濟等重責大任，前撲後繼地往私部門身上丟，並且對產業界投以提供資金和技術奧援的熱烈期待。
或許再過幾年，響應（或認捐）聯合國的Loss and Damage機制，或以自家資源協助受災國家重建家園，也可成為企業因應氣候風險的ESG行動方案，甚至以此抵免自身的排放足跡和環境衝擊。
據估算，到了2050年，全球每年因氣候災害導致的經濟損失恐高達1.8兆美金，屆時各國能否支應如此龐大金額？Loss and Damage等氣候賠償與資金管道能否支持受災國家？都還有待時間證明。
誠如尼泊爾外交部長Shishir Khanal所言：「這不是慈善救濟；而是法律和道德責任！」而當氣候災難的衝擊度愈來愈大，單靠受災國家的財政和應變能力已難以負擔，企業必須「主動援助、甚至賠償」的那天，或許會比想像中更快來到。
文：濰森永續公司策略總監／高宜凡；專欄觀點不代表《遠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