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貢獻者,劍橋大學地理學系教授麥克休姆(Mike Hulme)。黃泓瑜攝
COP31正在土耳其舉行,全球減碳談判歷經數十年,為何仍難達成共識?劍橋大學教授麥克休姆指出,氣候治理不只是科學問題,更涉及經濟利益與價值觀衝突。從碳定價、能源轉型到科技技術,各方解方分歧,也反應台灣碳費與能源政策的爭議。如何凝聚政府、企業與公民共識,成為減碳政策落實的關鍵?
各國氣候領袖正在COP31土耳其進行協商減碳責任與能源轉型之際,曾參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研究、為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貢獻者的劍橋大學地理學系教授休姆(Mike Hulme),11月11日於台大以「氣候變遷:我們正在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為題發表演講。
2007年,IPCC與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長期身為IPCC研究者的休姆也獲得了IPCC官方頒發的個人貢獻證書。
全球減碳談判已持續數十年,科學證據也愈來愈充分,為何各國仍難取得共識?「國際社會花了40多年才明白,氣候變遷不只是科學或經濟學的挑戰。」休姆指出,談判僵局不僅涉及排放數據與減碳目標,更牽涉不同群體的文化價值、政治利益及話語權之爭。如何理解各方對氣候危機的不同詮釋,成為推動政策與凝聚共識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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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證據愈多,為何仍無法說服全民減碳?
「科學顯然是必要的,但單靠科學是不夠的。」休姆以2022年英國男子安格斯.羅斯(Angus Rose)在倫敦國會大廈外絕食抗議為例,指出羅斯要求政府首席科學顧問向國會議員說明氣候變遷的科學證據,反映長期以來氣候倡議的一項迷思:「只要政治人物與民眾充分理解科學,就會支持減碳政策。」

休姆表示,這是「資訊匱乏模型」(Information Deficit Model)盲點,將政策難以推動歸因於大眾缺乏科學知識,卻忽略文化、信仰及經濟利益等價值差異。
「我們要求科學做不可能的事。」他強調,科學能解釋溫室氣體如何造成全球暖化,卻無法決定哪些產業應優先減碳、企業與家庭如何分攤成本,以及如何兼顧當代與未來世代的利益。這些涉及責任與資源分配的問題,最終仍須透過政治協商解決。
同一場氣候危機,為何出現12種不同故事?
然而,面對相同科學證據,為何不同群體會提出不同政策主張?休姆以「敘事框架」(Framing)解釋,人們會依自身價值觀選擇與詮釋事實,形成不同的氣候敘事。也就是,一場氣候危機可能衍生出12種不同故事,他歸納出12種類型,包括科學進步、市場失靈、能源革命、反資本主義、庶民抵抗及氣候訴訟等,其中有四種與台灣目前減碳行動有相關。
首先是「市場失靈」,以英國經濟學家尼可拉斯.史登(Nicholas Stern)2006年發表的《史登報告》為代表,認為碳排放未反映環境成本,主張透過碳定價、碳費與排放交易促進減碳。
其次是「能源革命」,強調以太陽能、風能等低碳技術取代化石燃料。休姆以中國為例,指出其太陽能裝置容量從2010年的0.1GW增至2026年的760GW,但煤炭仍占能源結構相當大的比重,顯示擴大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等於完成能源轉型。
台灣也面臨同樣挑戰,202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13.3%,燃煤與燃氣卻合計超過八成,如何降低化石燃料依賴仍是關鍵。
第三種是「反資本主義」,以作家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及瑞典氣候運動者格蕾塔.童貝里(Greta Thunberg)的主張為例,認為氣候危機根源於資本主義的過度消費與經濟成長模式,必須改革生產結構與生活方式。
台灣方面,製造業2022年碳排放占全國約52%,即使企業提升能源效率、採購綠電,持續擴產仍可能推高碳排,凸顯經濟成長與減碳脫鉤的挑戰。
第四種則是「庶民抵抗」,休姆以因紐特運動家席拉.瓦特-克勞蒂爾(Sheila Watt-Cloutier)及太平洋氣候戰士(Pacific Climate Warriors)為例,強調受氣候變遷衝擊的脆弱群體應自主發聲,而非由西方環保團體代言。
反觀台灣,2025年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洪災後,河川整治與土地徵收引發部落居民質疑,當地原住民於2026年9月21日赴行政院陳情,要求參與重建決策,凸顯災後治理與原住民族土地、生計及自主權的衝突。
資料來源:整理自劍橋大學地理學系教授Michael Hulme演講內容|整理製表:黃泓瑜
註:這12種敘事並非互斥,也未涵蓋所有觀點。部分主張可相互結合,也可能彼此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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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31為何談不攏?三大路線揭氣候角力
休姆從不同氣候敘事觀察指出,在類似COP31的國際協商場合,存在三種不同路線,首先是主張以碳稅、排放交易減碳的「市場派」;第二,要求改革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模式的「體制批判派」;第三,寄望地球工程技術的「科技豪賭派」,例如在平流層釋放微粒反射陽光,為地球打造「遮陽傘」,目前英國政府與私人機構已投入約1億美元研究相關技術。
面對不同立場的衝突,現場學生提問:「當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價值觀不一致時,應如何取得共識?」休姆回應:「民主的目的不是將所有的價值觀齊一化,也非讓所有人都擁有一樣的價值觀。」
他強調,政治領導者應透過對話與協商,在分歧中尋求多數人能接受的政策,而非要求所有人立場一致。以台灣為例,碳費調整牽動企業成本與減碳誘因,再生能源開發則涉及土地利用、生態保育及地方生計,凸顯氣候治理必須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
「國際社會歷經數十年才逐漸理解,氣候變遷涉及複雜的政治與文化問題。」被奉為《巴黎協定》關鍵推手,法國氣候外交官羅宏斯.圖比安娜(Laurence Tubiana)近期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也反思,單靠國際峰會由上而下設定減碳目標,難以確保政策落實,仍須納入地方社區及不同群體的實際需求。

當政府談判難以取得共識,誰能真正推動減碳?
休姆指出,過去25年間,氣候治理已不再由政府主導,企業透過投資、再生能源採購及供應鏈管理影響減碳進程;公民團體、農漁民及原住民族則透過政策參與與在地經驗,推動氣候調適及能源轉型。
在司法制度上,休姆以2024年歐洲人權法院(ECHR)裁定瑞士政府氣候措施不足、未善盡人權保障義務為例,指出氣候訴訟正逐漸改變治理模式,但判決也引發瑞士國會與歐洲司法機構的權限爭議。
「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的期望都寄託在國家身上。」休姆強調,氣候治理不僅需要科學證據,更須理解不同群體的價值觀與利益訴求,透過民主協商,讓政府、企業與公民共同推動氣候行動。
| 🌍 COP31 與全球減碳談判困境 重點 Q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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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為什麼充足的「科學證據」仍然無法說服全球一致支持減碳政策? 劍橋大學教授麥克休姆指出,這陷入了「資訊匱乏模型」的盲點。氣候變遷不只是科學問題,科學能解釋全球暖化,卻無法決定產業優先順序、成本分攤與世代利益,這些牽涉文化、信仰與經濟利益的問題,最終仍須透過政治協商解決。 |
| Q2:在 COP31 等國際協商場合中,存在哪三大不同的「氣候敘事」與路線角力? 會場中主要存在三條路線:一是主張以碳定價、碳費解決市場失靈的「市場派」;二是認為必須改革過度消費與經濟模式的「體制批判派」;三是寄望地球工程(如在平流層釋放微粒反射陽光)的「科技豪賭派」。各方價值觀差異導致談判陷入僵局。 |
| Q3:當國際峰會與政府談判難以取得共識時,誰能實質推動氣候行動? 氣候治理已不再僅由政府主導。企業透過綠能採購與供應鏈管理實質影響減碳;公民團體與原住民族透過在地參與推動氣候調適;司法體系則透過「氣候訴訟」改變各國治理模式。這需要政府、企業與公民透過民主對話共同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