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COP27做什麼？團長林子倫：氣候變遷，台灣能做得遠比0.56多

「減碳當然要，但就算排碳占比從0.56（％）減到零，人家也不覺得多厲害，」「不如換個角度，幫別人解決問題，台灣可以貢獻的，遠比只求自己減碳還大！」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COP）多年，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有感而發。

歷來COP的主旋律，圍繞著控制全球升溫目標的減排（Mitigation）策略，由工業化國家主導的。但今年，回到非洲國家舉辦的脈絡下，COP27討論調適（Adaptation）作為、損失與損害補償的比例，來到歷史新高。

「極端氣候每天都在發生，我現在就吃不飽了，你還跟我說30年後怎樣？」林子倫直言。當各國的「多重目標」彼此衝突、並排擠資源分配時，就會產生「政治問題」。如果台灣認清事實，想向國際爭取「加一」、納入全球生態圈，能否換位思考就十分重要。

今年率隊參加COP27的林子倫，從談判桌的最前線觀察，台灣的淨零進程早有既定目標，且有良好的風電場、企業有意識，有良好的條件邁向淨零。但台灣想在國際社群爭取能見度，還是得擬定更精準的戰略目標，並結合產業強項提出創新解方。

例如，當國際上，更多國家開始談調適，台灣為貝里斯蓋的淹水預警系統，給予友邦實質的協助，讓對方真正感到受用。對許多因為氣候變遷受難的國家而言，比起看得見，卻難得到的聯合國資金，對方還更感念台灣的實質協助。

又如，當世界在討論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損失與損害時，台灣應該可透過金融創新來提出解方、也透過國際合作來輸出科技與人才。這些都是在林子倫眼裡，屬於淨零前段班的台灣真正能做的事情。

林子倫指出，全球供應鏈大風吹，但台積電在台灣用最有效率方式生產，產出的單位碳排比起國外其他生產基地都來得低，就是在為人類減少碳排。不該只看見台積電碳排總量很大，台灣對國際社群的貢獻，應該更加被重視。

台灣有這麼多聰明的大腦，我們可以做的比0.56更多！

林子倫17年來不間斷地參與，作為台灣少數熟悉氣候政治的學者，他大部分的時間是「林老師」，以教授的身份，受邀在別人的展館演講、主持；另方面，他也與NGO串連倡議，爭取民間發聲的舞台，同時將第一線的氣候動態帶回教室。

林子倫永遠記得，從2005年蒙特婁的COP開始，為高雄市政府用簡單的海報擺攤，透過NGO的名義，成為第一個成功突圍，在COP設攤的台灣團體。當時的環保署副署長經過，還大加讚賞，並認為環保署也應該申設一個展示區。

然而，當氣候議題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的角力戰場，便很難不將中、美、台的多邊關係也納入考慮。前進COP大會的官方展區設攤，變成更大的挑戰。

今年「林老師」又多了一個「林團長」的身份。6年來他擔任「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的副執行長，卻也同時是深耕氣候政策的學者。

林子倫解釋，自己的角色其實就像許多國家都有的氣候特使（climate envoy），如美國的凱瑞（John Kerry）、中國的解振華，都是代表元首，率領外交部、環保署等官員，在這個以國家為主體的會議中，參與政府對政府的會議與談判。

林子倫的西裝口袋裡，放著兩疊名片，一疊印著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職銜；另一疊的職銜則是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聯絡地址在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的行政院。他要不負所託，代表政府與各國洽談氣候上合作的可能，但也要巧妙運用學者身份，不在兩岸議題上，挑起對岸的敏感神經。

雖然不是林子倫第一次參與政府代表團，也不是第一次主導大、小的實質談判。然而，作為台灣參加COP27的最高層級，加上兩岸關係日益緊張，COP幾乎成為台灣在聯合國旗下，僅存仍允許台灣民間參與的國際場合，林子倫身上扛的壓力相當沉重。

也因此，林子倫今年拒絕了不少NGO演講的邀請，盡量保持低調。兩週議程結束之際，他才鬆口願意接受媒體的採訪。

林子倫坦言，參加COP多年，其實於公於私，「氣候圈」彼此多少有點交情，但每個國家的代表，都有來自國內的壓力，「人家也有他的KPI」。這回出發前跟外交部沙盤推演，就已經想到，自己有可能遭到中國團「鎖定」。

把握台灣僅有的國際空間，旺盛的「民間力」成為氣候政治中夾縫求生的機會。在歷屆COP的大舞台上，「氣候政治」不再只是課本上的專有名詞，一代一代像林子倫一樣的「團長」，在氣候外交的最前線，用實質行動為台灣撐起一片天地。

「千萬別妄自菲薄，走一圈各國攤位，你就會知道其實台灣做的一點也不差！」採訪終了，這位「林團長」又化身溫暖的「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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