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學校重新定義，USR點亮高教大未來

在傳統思惟中，檢驗一所好大學，多半是以學生在畢業後，能否錄取知名企業、賺到漂亮高薪、奪得響亮頭銜……也就是能否幫學生鍍金？作為鑑別標準。但這樣的「普世價值」，在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卻狠狠被打臉。

一場瘟疫打破了各行各業自工業革命以來習慣運行的舊模式，一時間，企業的核心價值，面臨顛覆與解構。而身為產業前哨站的大學，自然也逃不了價值體系的重組。

曾經，餐旅業學生的最高夢想，是高薪的空服員，如今全球航空業急凍，讓他們只能賦閒在家；外商分析師原是財經系精英首選，而目前全球金融市場重創，讓他們的專業暫時派不上用場；向來是理工科學生最佳出路的科技工程師，卻在全球百業大斷鏈下，成為無薪假員工的代名詞。

相反的，原本被視為冷門科系的公衛系，今年申請入學的學生驟然暴增千人；沉寂多年的生醫科系，成為大眾期盼疫苗開發的希望所在；過去不曾是社會主流的「黑手」，卻在口罩國家隊為全民防疫建功後，被視為守護台灣最強的力量。

當如同新冠肺炎等破壞常規的「黑天鵝」，愈來愈成為世界的常態，大學到底要培育出什麼樣的人才，又該扮演什麼角色？

看見社會問題，思考學校走向

對此，中研院院士、前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強調，當全球經濟與產業面對一波波的變動，若眾人對於大學，還維持淺碟、跑短線的舊思惟，而不知永續經營，非但未來的教育出來的大學生，找不到新機會，大學也很可能被高頻率的巨變給沖刷掉。

對此，他斬釘截鐵地說：「新世代的人才，要能夠發明未來（invent the future），而要前瞻未來，不二法門就是走出象牙塔，看見社會目前的問題，從中思考學校的走向。」

而張懋中的觀念，並不曲高和寡。

舉例來說，以往，全球各機構對大學的評鑑，從過去注重學術表現、科研成果、國際化、經營績效……，但近年來，對於大學應重視「能否對社會做出貢獻」的呼聲則愈來愈高。而這也是晚近在高教圈十分被倡議的「大學社會責任」（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過去，大學常被外界批評「不食人間煙火」，教出來的學生出現「學用落差」。而大學社會責任（下稱USR），不只是大學運用本身學術能量，協助地方解決問題，在公益的背後，更讓學校、教授、學生透過發掘現實社會中的問題，提前將「學」和「用」對焦，發揮效能，利人又利己。

兩大核心〉在地連結、人才培育

也就是說，USR是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將大學的學術能量從象牙塔中釋放出來。讓大學的技術專業，找到應用的目標，而地方也藉由與大學的鏈結，得到資源的渠道。如此一來，一方面幫助了民眾，一方面也讓學生有機會理解在地，並運用所學，之後不管是藉此創業、留在當地，或培育職場所需的問題解決力，都是雙贏。

因此，教育部自107年度，就透過高教深耕計畫的補助，開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串連全台114間大專校院共220個計畫，讓全台各地師生，眼睛從原本緊盯課本，轉向凝視地方，進而讓師生把學習場域移動到室外、課程轉型與在地連結，讓大學成為促進地方發展的重要動力。

儘管，教育部透過「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強力推動USR，被某些學者批評帶有選舉政治目的，一旦計畫結束，這些USR計畫案也將無以為繼。然而，對此，教育部USR計畫主持人、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郭耀煌嚴正駁斥：「大學本來就該要和社會互動，不是為了選舉！」他進而點出，教育部推USR的三大起心動念。

首先，2015年聯合國提出17項「永續發展目標」，致力達成人類與地球未來的共榮藍圖。當時全球大學校長組織就提出，大學應作出相對應的貢獻，世界趨勢如此，台灣自是無法置身事外。

第二，台灣正面臨產業轉型，過去以代工製造為主軸，產、學的研究，眼光往往著眼於對接國際，加上大學在評鑑教授績效時，也偏重在國際論文與技轉，反而忽略了本土產業的問題。但隨著環境變遷，產官學都需要順應時勢，與地方協力共榮。於是，學界的專業和人才，就出現了新的舞台。

第三，近年來產業不斷抱怨大學教育「學用落差」，而透過USR，能讓學生深入民間，了解課堂之外的現實問題，並藉由與地方互動，共謀解方，並進行實證，有效縮減學用落差。

「因此，USR不是大學幫教育部善盡社會責任，是大學幫自己善盡社會責任！」郭耀煌強調，大學做好社會責任，一旦得到社會肯定，家長更願意將子弟送進學校就讀、企業願意與之合作，「USR就是大學幫自己做品牌，受益的其實是學校本身。」

產官學與地方聯手，找尋出路

很多人也質疑USR「就是叫學生當免費勞力、做社區服務嘛！」中山大學企管系教授、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主任蔡敦浩不以為然：「這無異是矮化及狹隘化了USR的功能。」他認為，大學如何empower（賦能）地方，讓地方不只是有外人來幫忙，而是更能慢慢產生解決自身問題的資源、人力和能量，才是USR的永續價值。

要做到這點，蔡敦浩認為需要大學、地方、政府、企業四個角色的互相合作，大學可以帶領地方進行研發。

他舉例，前鎮曾是高雄最繁榮的市中心，經歷工業化的興起，又隨著產業變遷而沒落，過去大學通常只是執行文史紀錄而已，但如果能夠將文史紀錄結合勞動價值，進而推動教育價值，突顯地方特色，是否就有機會進行不一樣的地方創生？

這時，再連結地方政府、在地企業，就有可能發展出教育、商業、觀光等有機生命，「否則一堆大學進入地方，都是在做小旅行，但台灣有需要這麼多的小旅行嗎？」蔡敦浩說。

他深深以為，USR的精髓，不僅是讓大學帶領著地方「意識到問題」而已，更要找到解方及資源，無論是以產學、實習、社企，或是新創手段，最終都是要讓地方得以自己培養人才、自營產業。

另外，近年來，許多大學的作法，是追著地方創生的熱潮，重覆性很高，總是「小農產品推廣」「地方小旅行」。同時，這些規劃往往類似學生實驗作品，學生前往地方叨擾了一段時間、拿到了學分，只留下地方社區一次又一次接待的麻煩。

面對學校USR方案「撞臉」又不切實際的質疑，亞洲大學副校長、社會責任發展與實踐中心主任柯慧貞認為，大學在思考USR計畫時，必須先自我質問：「找出的問題真的重要嗎？」「提出的解方和可能達到結果是什麼？」「除學校資源外，是否有結合地方與企業資源？」「在過程中，大學的教育目標是否也達到了？」「學生的學習成果、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否更具影響力？」若每一個問題都被釐清，提出的USR計畫必定更有價值。

總之，如同CSR，USR亦成為當今地球公民共同面對劇變中的世界、抵禦天災、阻絕人禍的另一起讓人類增強免疫力、自我救贖的最佳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