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三大風險之一來襲！「生物多樣性信用」能扭轉台灣生態危機？

為何生物多樣性信用越來越受關注？

2024 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在其《全球風險報告》中，將「生物多樣性喪失與生態系統崩潰」列為未來十年對人類社會構成威脅的三大風險之一，與「極端氣候事件」以及「因氣候變遷引發的地球系統劇烈變動」並列。

雖然這是一項全球性警訊，卻也在台灣這座島嶼上有著深刻的回響。台灣的自然生態資源豐富多樣，但當前正面臨棲地破碎化、外來入侵種、汙染、自然資源過度開發與氣候變遷日益嚴重的影響等多重壓力。包括穿山甲、南湖山椒魚等具指標性的原生物種，生存空間日益縮減，生態棲地正持續流失與劣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呈現出全球自然退化趨勢的在地縮影，同時也強調了當前保育工作的迫切性。若要扭轉這股趨勢，台灣必須加速採用新的保育資金工具與治理機制，生物多樣性信用便是其中一項潛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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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益加劇的生態危機，生物多樣性信用逐漸被視為一項創新工具，有望改善自然保育的資金來源。這類信用是一種可量化、可驗證的憑證，代表某項保育或復育行動所帶來的生物多樣性或生態系服務的正向改善單位，例如水質淨化、授粉、氣候調節等功能。

這些益處雖然來自大自然，但過去在傳統經濟體系中從未被明確定價。事實上，絕大多數由生態系統提供的重要服務——如空氣品質、洪水防護、野生動物棲地，既不會被買賣，也無法直接產生收益，因此難以納入現行的市場邏輯，也缺乏有效誘因來加以維護。

生物多樣性信用的核心目標，就是讓這些長期以來「經濟上無形」的自然價值，轉化為具體可見的經濟價值。透過銷售這些信用，將由保育或復育行動所創造出的額外益處變成金融商品，進而導引資金流向第一線的保育現場，讓自然真正進入經濟循環，同時又能獲得保護。

過去兩年，全球已出現多個生物多樣性信用試點專案，並開始有首批信用進入市場流通。然而，目前的市場需求情況為何？推動過程中又面臨哪些初步挑戰？本文將依據來自學術界、非營利組織、國際認證機構與環境金融領域多位專家的觀察與經驗，盤點這項新興工具目前面臨的幾項關鍵課題。

自然市場中的需求現況

目前，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仍處於起步階段。根據 2024 年的估算，市場總值僅約 520 萬美元，涵蓋面積約 170 萬公頃。雖然有預測顯示，至 2050 年市場規模可能可望擴大至 60 至 690 億美元，但若要實現《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第 19 項有關資金動員的目標，顯然還需大幅成長與制度完善。

耶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經濟學者 Eli Fenichel 指出，目前市場過於偏重供給端，換句話說，有大量生物多樣性信用專案希望「出售信用」，但實際買方仍然稀少且未明確識別。專注於生態資產開發Regen Network Development 公司的成長主管 David Fortson 補充，目前的買方主要為來自西方的中小型企業。

此外，在現有需求中，以「保育型專案」為主流，相比之下，復育型專案數量較少。這主要是因為長期保護土地的成效較容易追蹤與驗證，而生態復育則需長時間投入，成效易受多種變因影響。

在此背景下，值得進一步探問的是：哪些因素正在影響生物多樣性信用的市場需求？我們又該如何優化這些關鍵條件，讓市場逐步健全起來？

需求面臨方法不一的挑戰

多位專家指出，生物多樣性信用目前仍缺乏一致性的標準。全球已存在超過 20 套不同的標準，另有約 30 套仍在開發中，使市場供給端呈現高度碎片化，讓潛在買家感到混淆與不確定。現任生物多樣性市場資深顧問 Ryan Sarsfield 表示，建立一個價格穩定的市場，必須從選用「可靠且具操作性」的指標做起。這是推動標準化與市場信任的基礎。

此外，他也指出，一個常見誤解是：許多人將生物多樣性信用視為一項全新、難以落地的概念。但事實上，這類市場並非從零開始。Ryan Sarsfield 強調，世界各地早已有運作多年的相似制度，其運作原理與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極為相似。

以美國為例，「棲地補償市場（Habitat Banking）」早已存在數十年，並採用緩層級架構要求專案具備額外性與永久性，並且以明確的標準來實施保育與復育行動。這些制度的成熟經驗證明，建立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並非遙不可及。

在台灣，雖然目前尚無如美國所設的生物多樣性補償市場，但技術基礎與方法條件其實已具備。舉例來說，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及多所從事生態研究的機構，早已建立一系列生物多樣性監測制度，這些資料與工具未來可作為發展信用量測系統的核心基礎。

此外，台灣已有多個生態復育專案（例如濕地修復、生態廊道建設等），其中不少專案包含監測設計與社區參與元素，展現出有潛力對接國際生物多樣性信用標準的條件與實力。這些經驗可望成為未來本地市場發展的起點。

可替代性的兩難

在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中，可替代性問題也引發不少討論。這個概念指的是：一單位的生物多樣性信用是否可以與另一單位互換並視為等值？

理論上，若能實現可替代性，有助於促進金融流動與大規模交易，就像碳市場中「一噸碳」無論產地為何皆可交易，從而建立全球性的統一市場。然而，國際生物多樣性信用諮詢小組（International Advisory Panel on Biodiversity credit，IAPB）等國際機構強調，應限制過度的可替代性，以維護在地生態的完整性，並避免出現不恰當的交換行為。

例如，不應以「台灣的穿山甲」作為抵換「美洲豹」——這類交換忽視了生態條件、物種意義與在地文化，恐導致保育失衡或倫理爭議。因此，雖然市場的投資可以來自全球，但生物多樣性信用的可替代性應限制在「區域或在地尺度」內進行，才能兼顧保育成效與生態誠信。

對此，耶魯大學Eli Fenichel 建議：應先釐清哪些生態系、物種或基因可以進入市場並參與交易，並考慮建立多元而具針對性的市場，而非僅追求一個全球性的整合市場。例如，可以依據不同物種、特定保育行動或區域條件，發展多個獨立且具生態基礎的子市場，更能維持交易行為的生態意義與公平性。

需求依賴於社會關注度與承諾的可信度

除了市場制度與技術設計的層面外，生物多樣性信用的發展也深受社會認知與企業信任度的影響。Regen Network Development 的成長主管 David Fortson 指出，許多企業仍難以清楚理解、評估或溝通其在生物多樣性方面的投資行為，同時又擔心被質疑漂綠，進一步降低參與意願。

因此，企業極需了解如何在其企業社會責任（CSR）或永續發展策略中妥善定位生物多樣性信用，並將其納入緩層級架構——也就是，在減少與修復生態衝擊後，才使用信用進行補償。在這方面，台灣的企業已在生物多樣性資訊揭露上累積經驗，若能進一步強化對自身自然衝擊的理解與公開，將有助於刺激對生物多樣性信用的需求，並為未來發展具公信力的自願性市場奠定基礎。

此外，慈善性的宣告（Philanthropic claims）也是潛在的重要推力。並非所有生物多樣性信用都必須基於財務報酬購買，有些買家會基於倫理信念、支持自然保育，或回應社會對企業責任的期待來參與。

以法國「合作信用銀行」（Crédit Coopératif）為例，該行因應社會對環境與社會責任關注的升高，已開始提供引導式儲蓄商品，讓客戶將資金投入於具正向影響的特定專案，如再生能源、節能減碳、循環經濟與綠色交通等。2022 年，該銀行透過其儲蓄帳戶，向環保與社會公益組織回饋了 140 萬歐元的利息收入，反映出客戶願意讓其資金為永續轉型助力的明確意圖。

儘管這些行為目前尚未直接涉及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但這類具價值導向的金融產品需求日益增長，也顯示出：一旦生物多樣性信用變得更清晰、透明且容易取得，就可能成為這類永續投資工具的延伸與進一步選項。

結論

若要讓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在台灣真正萌芽，政府的積極參與至關重要。正如生物多樣性市場顧問 Ryan Sarsfield 所強調，公部門應在確保信用與實質生態成效之間建立真實連結方面發揮核心作用。這樣的角色涉及以下幾項關鍵任務：

• 建立生態等值性標準，確保不同專案間的保育成果具有可比性
• 規範影響揭露的透明機制，讓信用的來源與成效能被外部審視與信任
• 訂定明確的法規與制度架構，為市場參與者提供清晰指引與保障

目前，雖然台灣已開始推動碳信用自願減量制度與自然解方NbS相關政策，但針對生物多樣性信用的專屬法規與制度仍有待建立。一旦台灣政府能夠主導規劃一套穩健、可信且在地化的制度架構，不僅可有效提升市場參與信心與需求，也有機會讓台灣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育金融市場中，成為具指標性的參與者與創新實踐者。

延伸閱讀：生物多樣性指標是什麼？如何助企業提升永續投資可信度？

文：邱祈榮、鄭俐俐；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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