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的新南威爾斯州近期發生嚴重洪災。取自美國環保署
2025年，澳洲東部短短數月內接連遭遇兩場毀滅性洪災——一場淹沒了昆士蘭北部偏遠城鎮，另一場重創新南威爾斯州都會區，造成重大人命與財產損失。雖然受災區域與時間不同，但兩場災難背後有哪些人類該補修的迫切課題呢？
昆士蘭北部：熱帶性低氣壓引發的「內陸海洋」
2025年1月底起，昆士蘭（Queensland）北部的湯斯維爾（Townsville）與英厄姆（Ingham）地區連續遭遇暴雨襲擊。部分地區兩日內降雨量逼近1公尺，赫伯特河與羅斯河相繼決堤，水勢將大片土地淹沒，宛如「內陸海洋」。
這場災情主要原因之一為滯留於高海溫珊瑚海的熱帶性低氣壓系統，長時間吸收水氣並釋放出毀滅性降雨。中央昆士蘭大學地理學者 Steve Turton 指出，珊瑚海海溫較往年高出1～2°C，強化了這場洪災。昆士蘭北部的熱帶氣候特徵，使其每年11月至4月的雨季本就容易發生強降雨，氣候變遷則使極端降雨更頻繁、更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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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爾斯州：5月暴雨癱瘓城市生活
相隔三個多月，5月20日，新南威爾斯州也同樣迎來猛烈風暴，包含雪梨、紐卡斯爾與中央海岸等沿海城市，連日降雨量超過200毫米，導致街道淹水、交通癱瘓與電力中斷。數千名居民接獲撤離命令，學校停課，多處道路及鐵路中斷，緊急應變中心發布紅色警戒。
儘管新南威爾斯無明確「雨季」，但每年2月至6月，沿海地區較易發生大量降雨與洪水事件。此次暴雨尤其暴露都市基礎設施的不足——如塔里（Taree）四日內降雨量達600毫米，超過當地半年的平均水平。
截至2025年6月初，這場被部分媒體形容為「500年一遇」的洪災已確認造成至少5人死亡，對社區造成毀滅性打擊。據初步評估，約有800至1000棟房屋被判定為無法居住，超過一萬處房產受損。洪水退去後，部分地區如塔里（Taree）和溫厄姆（Wingham）的居民生活仍面臨嚴峻挑戰，一度約有3,500名居民因道路中斷等原因處於孤立狀態，數百人需在臨時撤離中心獲得安置。
《ABC News》和《衛報》（The Guardian）報導，這場暴雨主要由滯留性低壓槽長時間徘徊東海岸，加上塔斯曼海高壓系統持續輸送水氣，海溫異常偏高更強化降雨強度，凸顯氣候變遷讓極端天氣更難預測且更劇烈。
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澳洲聯邦與州政府迅速啟動了緊急應對與援助機制。澳洲國防軍（ADF）被派遣至災區，協助進行包括路線清理、關鍵基礎設施初步修復、向受困社區運送物資以及對受災民眾進行福利檢查等關鍵任務。然而，清理工作極具挑戰性，例如在米德科斯特地區（MidCoast），洪水帶來了約6萬噸的廢棄物，相當於該地區一年的垃圾總量，對後續的公共衛生及環境恢復構成巨大壓力。
澳洲總理安東尼·艾班尼斯進一步表示，鑑於破壞規模龐大，災後復原工作可能需要數月時間，並承諾政府將持續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向符合條件的受災成人和兒童分別發放一次性災難救助金（1,000澳元及400澳元），以及為期13週的收入補助計畫，幫助災民度過難關。他坦言：「洪水重創乳品業，對全國產生重大影響，我們面臨巨大挑戰……這絕非短時間內能解決的問題。」
為什麼澳洲每年都在淹水？政府真的什麼都沒做嗎？
一、澳洲水患問題的根本原因
1. 氣候變遷影響明顯
2025年初，昆士蘭北部與新南威爾斯州相繼爆發嚴重洪災，背後的共通氣候因素是海溫異常偏高。昆士蘭北部的熱帶低氣壓系統滯留在溫暖的珊瑚海上，吸收大量水氣，釋放出毀滅性降雨。新南威爾斯沿海地區則因海溫偏高，促使空氣中水氣增多，增強風暴和暴雨的發生頻率與強度。
這些現象反映出氣候變遷不僅使極端天氣更為頻繁，也讓天氣模式更難預測。如今在新南威爾斯州甚至出現了被稱為「500年一遇」的災難性事件，其發生的頻率似乎正在縮短。
2. 城市與鄉村基礎建設不足
澳洲幅員遼闊，許多偏遠地區的排水與蓄洪設施建設相對滯後，而部分城市的排水系統則因設計標準老舊，難以應對當前極端暴雨的挑戰。新南威爾斯州5月的洪災再次暴露了這一問題，即便在人口相對集中的沿海都市區，老舊的排水系統和快速城市化導致的硬質鋪面增加，也加劇了淹水風險。
相較之下，部分亞洲已開發國家或地區（如日本、新加坡）在城市及部分鄉村地區的基礎排水設施投入較為系統化，這也凸顯了澳洲在基礎設施應對氣候變遷挑戰上，仍有提升空間。
「忽視氣候變遷對基礎建設的威脅，不僅天真，更是浪費公帑。」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氣候脆弱性議題主席 Scott Heron，《BBC》
二、政府作為與結構性問題
1. 土地廣闊，成本高昂
澳洲政府面對廣大的國土與分散的人口，往往更側重於災後的清理與修復，而非大規模、系統性的事前防洪基礎設施投資。這種偏重「災後應對」的模式，雖然短期內看似能控制預算，但長期來看，缺乏前瞻性的預防工程使得災害風險持續存在，且總體經濟損失可能更高。
儘管設有國家緊急事務管理署（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NEMA）負責協調應對，並在各州層級投入資源進行災後復原與部分預防項目（例如：透過災害準備與復原基金提供資金），但整體策略往往更側重於災後的清理與修復，而非大規模、系統性的事前防洪基礎設施投資。
此次新南威爾斯州洪災後，儘管政府迅速提供了緊急救助金和收入補助，但關於如何從根本上提升地區的防災韌性，例如針對高風險地區的基礎設施升級或考慮社區遷移計畫的討論也再次浮上檯面。然而，這些長期方案往往因成本高昂、涉及複雜的土地規劃及多方協調而進展緩慢。
2. 政治制度導致短視
澳洲聯邦選舉週期相對較短，每三年舉行一次，使得政治人物在政策推動上可能更傾向於能快速見效的短期項目，而非需要長期投入、跨越多屆政府才能完成的大型防災基礎建設。對大規模公共支出可能引發的財政壓力及選民反應的顧慮，也可能影響政府在防洪等長期韌性建設上進行大規模投資的意願和決心。
三、民間態度與文化因素
1. 民眾對災害「習以為常」
澳澳洲社會的災害應對文化與部分亞洲國家可能存在差異。在一些經常經歷自然災害的地區，部分居民或許展現出較高的災害耐受度，甚至對短期不便（如臨時斷電）表現出一定的適應性。這種現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自下而上推動政府進行大規模、根本性防災改革的社會壓力。
然而，這種看似的「習以為常」並非無限度的容忍，尤其當災害的頻率和強度急劇增加，甚至出現如新南威爾斯州5月這樣毀滅性的洪災時，情況便有所不同。民眾對於保險不足或無法獲得保險的困境感受更深，要求政府加強作為、建立更完善的氣候適應基金和風險管理策略的呼聲亦日益高漲。這顯示出，即便存在一定的災害適應文化，極端事件的衝擊正在挑戰這種常態，並催生更強烈的變革訴求。
2. 都市基礎建設壓力
即使資源集中於城市，新南威爾斯本次洪災仍顯示出都市排水與基礎建設的壓力與老化問題。許多排水系統設計於數十年前，難以應對氣候變遷下的極端降雨，加上都市擴張導致鋪面面積上升、自然滯洪空間減少，也加劇了淹水風險。
澳洲洪水問題並非單一氣候因素所致，而是氣候變遷、城市化失衡、政治短視與文化容忍度共同作用的結果。政府雖非毫無作為，但傾向於事後修補的低成本策略，缺乏系統性與長遠眼光。下一場洪水，不是「會不會來」，而是「什麼時候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