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的大學除了知識生產外，也可以是知識行動。
未來的大學除了知識生產外，也可以是知識行動。肯認「問題導向的個案寫作」與「概念為主的抽象論文」都有學術價值，讓實踐成為可以累積、傳承與對話的知識。
近年來，世界各國都在重新思考大學知識生產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台灣也不例外。教育部長與國科會主委，以及新任中研院院長等，都倡議高等教育學研機構深化社會責任與跨域合作，重視知識如何回應公共問題與地方發展。
以歷史的角度，大學使命中的知識與社會關係，大致經歷了三種不同樣態。今天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實踐，正站在第三種樣態逐漸成形的關鍵時刻。
大學使命：除知識生產外，還可以知識動員
第一種樣態，可以稱為「生產『科學』知識」。從科學革命以來的大學建立在一個重要假設之上：世界存在普遍規律，只要透過科學方法，就能發現具有普遍效力的知識。無論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或工程科技，都以追求真理為核心任務；研究完成後，再交由政府、企業或社會加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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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模式下，地方文化、制度背景、歷史脈絡與群體差異，並非知識形成的核心條件；研究追求的是普遍通則知識，社會則被視為知識的使用者。
然而，二十世紀末以來，愈來愈多公共議題證明，知道（knowing）並不等於做到（doing）。以氣候變遷為例，科學界掌握全球暖化的成因，但社會並未因此立即展開足夠的減碳行動。問題並非研究不足，而是研究成果無法自然進入政策制定、組織運作與日常生活。
因此，第二種樣態逐漸形成，以永續科學領域為例，已從傳統研究逐步走向跨域合作，並將「from knowledge to action」列為核心理念，強調共同設計（co-design）、共同生產（co-production）與共同實踐（co-delivery），這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進展。
然而，目前這個樣態仍主要著重於生產「可供行動使用的知識」（Actionable Knowledge），較少進一步思考如何更制度化建立知識持續進入公共治理可能。例如，對於研究結束後如何持續與地方政府共同修正政策；如何培養知識判斷與行動能力的官僚與公民；如何透過知識中介人才，使研究成果具體轉化為長期治理能力等關鍵環節，則著墨有限。
民主社會需要以知識為基礎的公共討論與治理能力
從二十一世紀起，各種社群媒體放大假訊息，民粹政治更容易削弱專業判斷，說明當前公民社會最大的危機，已經不是缺乏知識，而是公共決策未必建立在知識之上。特別是生成式 AI 與數位平台，甚至已經成為部分威權政體介入他國民主政治、操弄公共討論的新工具時，當代公民社會真正競爭的，已不只是科技能力，而是能否建立以知識為基礎的公共討論、民主參與與治理能力。
因此，全球高等教育正逐步發展出第三種樣態：透過知識動員 (knowledge mobilization) ，培養具有知識為基礎的公民行動與政府決策。在此之下，知識不再只是研究成果，而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礎，如歐盟近年推動的「大學的民主角色（Democratic Roles of Universities）」大型計劃。
大學不再只定位為單純的人才培育與科研機構，而更是思考建立跨部門、跨領域與跨組織的合作機制，使學術研究、行政經驗、地方知識與公民觀點能夠持續累積。透過共同形成公共判斷，大學進而成為維繫社會韌性、促進公民參與、強化公共討論，以及培養民主能力的重要制度。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轉變尤其迫切。未來，不能只有知識生產的大學，還應該要有可以成為民主社會知識動員樞紐的大學。透過研究、教學與社會實踐，大學可以串連不同知識、不同部門與不同社群，共同培養具有以知識行動能力的公民與官僚。而要完成這項轉型，至少還需要三項結構性的改變。
大學可以是地方治理的知識夥伴
首先，是大學角色的轉變。過去，多數大學與在地政府或社區之間的互動有限。談到大學對地方的貢獻，也經常被窄化為學生帶動周邊小吃店營收、租屋市場，或美麗校園所帶來的觀光效益。即使雙方不乏禮貌拜會，卻缺乏共同界定政策議題、分析地方問題，以及持續累積治理知識的制度性合作。大學或許有個別教授擔任地方政府或社區的顧問，但整個機構尚未真正成為地方治理長期且穩定的知識夥伴。
因此，當地方政府與大學同時改變對彼此角色的想像，大學才能真正成為地方治理的知識夥伴，而地方也才能將帶大學研究成果、結合政策經驗與在地智慧，轉化為持續改善公共治理的行動能力。
尤其是《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後，各級地方政府將擁有更多自主財源，更需要建立以研究證據、地方經驗與跨領域合作為基礎的循證治理（evidence-based governance）機制，推動更具前瞻性、更有效率且更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未來，特別針對「高度不確定性、亟需以知識為基礎的跨局處協調」的政策議題，地方政府可以也需要邀請大學來參與問題界定、資料整合、方案設計與後續檢討等。
另一方面，大學也必須重新定位自身角色。過去大學校長最常談論的是論文數量、技術移轉、專利收入、產學合作金額，以及畢業生薪資等指標。然而，未來校長需要思考：大學的關鍵價值，是可以協助地方與國家提升面對不確定性的治理能力。大學也需要建立兼具學術理解與公共治理能力的專業人才，長期投入知識轉譯、問題媒合、關係經營與跨部門協調。這類人才的累積，更可以是逐步建立大學與社會同步雙贏的關鍵。
知識從實驗室走入地方
其次，知識與社會關係的改變，也意味著知識典範必須重新檢視。過往大學建立在自然科學所發展出的知識典範之上，研究多半在可控制、可重複、可驗證的實驗室中進行，研究者盡可能排除外在干擾，希望找出具有普遍效力的規律 (general laws)。這種通則性知識模式成就了現代科技，也奠定醫學、工程、物理與生物等領域的重要發展。
然而，當大學走入地方，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歷史、制度、文化、情感與權力關係交織的社會現場。一次地方會議、一位村里長的更替、一場居民抗議、一項中央政策調整，甚至一次聊天、一頓飯或一場颱風，都可能重新改變合作方向與政策可能性。
因此，真正重要的知識，不再只是抽象理論或技術模型，也包括理解地方歷史、辨識關鍵人物、建立互信關係、掌握組織互動，以及協調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能力。知識開始從「控制變因」轉向「理解脈絡」，從追求普遍規律，轉向理解不同地方如何形成不同的治理可能。
通則知識與情境知識的互補
近年女性主義學者提出的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正提供了另一種理解知識的方式。它們共同指出，知識從來不是脫離脈絡、獨立存在的客觀事實，而是在特定地方、制度、文化與人際關係之中逐步形成。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知道事情如何運作，更包括理解不同地方如何界定問題、建立信任、協商利益，並將研究成果重新轉譯成地方可以接受、願意採納的公共方案。
遺憾的是，目前台灣高等教育仍深受理工知識典範主導，還是認為只有能夠量化、標準化、重複驗證的通則知識，才容易被視為真正的知識；至於地方經驗、人際網絡、信任建立、政策協商與文化理解等能力，則經常被視為只是「經驗」、「做人」、「聊天」，甚至是「八卦」。
所以當大學仍停在「理工負責方案、人文負責宣傳」，或「理工做產學技轉、人文做社會溝通」的刻板分工，大學便無法真正參與問題界定、研究設計與政策形成，也難以發揮其理解社會、整合利害關係人與建構公共行動的專業價值。知識動員真正需要的，是在彼此尊重不同知識典範的基礎上，共同形成新的公共治理能力。
肯認「問題導向之個案研究」的學術價值
第三，人文社會科學需要重新思考知識生產的多元模式。傳統學術論文重視抽象概念、理論建構與國際學術對話，對學科發展不可或缺；但不可諱言，若知識主要以高度專業化的論文形式存在，理論生產與社會行動之間便容易產生距離。近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多元升等軌道，希望突破「唯論文」的單一評量模式。
然而，這些軌道常只被視為研究型升等的替代補充方案。問題之一，在於部分社會實踐成果仍停留於活動紀錄、計畫報告、成果手冊或個人經驗分享，欠缺清楚的方法規範、同行評議與長期累積機制，使多元升等未能真正形成多元的情境性知識的學術生產體系。
哈佛商學院長期發展的個案研究與教學，以及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公共政策個案，提供了值得借鏡的方向。這類「問題導向的個案研究」，並非單純記錄成功故事，而是將資訊不完整、價值衝突與制度限制下的真實情境，轉化為可供分析、討論與反思的知識文本。
哈佛商學院的個案多以關鍵決策時刻為核心，呈現問題背景、組織條件、資源限制與不同方案的風險取捨；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公共政策個案，則更進一步納入多層級政府、官僚體系、社區、公民團體、媒體與利益團體等多重行動者，強調公共問題往往不是單一決策者可以控制，而是在分散權力、制度約束與多元公共價值之間逐步形成。
從知識生產的角度，「問題導向的個案研究」保留決策尚未被結果確定以前的行動世界，揭示正式文件與量化資料難以呈現的情境知識。例如，地方信任如何建立、跨局處合作如何推進、政策如何在執行過程中被重新詮釋，以及行動者如何在法律、預算、政治壓力與非正式關係之間尋找可行路徑。
透過跨案例比較，更可辨識制度創新在何種條件下成立、經由何種機制產生效果，以及在何種情境下可能失敗，進而發展具有解釋力的中層理論。
從個案中學習行動決策與公共判斷力
從知識學習的角度，「問題導向的個案研究」是讓閱讀者（如學生）思考決策對誰有利、由誰承擔成本，是否具有公平性、合法性與民主正當性，以及如何在缺乏完整控制權的情況下促成集體行動。
這種個案精神對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尤其重要，因為任何發展治理通常不是單一組織的技術問題，而是涉及歷史脈絡、權力關係、倫理判斷與公共價值協商。問題研究因而不只是培養管理判斷，更是培養在複雜公共世界中分析制度、理解他者立場並促成合作的公共判斷力。
因此，「問題導向的個案研究」是一種兼具田野研究、理論建構、知識轉譯、教學實驗與公共傳播功能的學術形式。未來若能將正式納入升等成果，等於是建立臺灣人文社會科學，一套能夠保存公共決策經驗、比較制度機制並轉化公共知識的學術升等架構，讓多元升等真正可以協助研究、教學與社會實踐形成相互強化的知識循環。
「越在地、越全球」的大學公共新使命
需要強調的是，大學進行在地「知識動員」並發展本土「個案研究」，並不是放棄國際影響力。反而是所謂「越在地，越全球」，大學真正走入地方、理解具體問題，並與在地社會共同形成解決方案，從深度連結中提煉出其他地方也能理解、比較與借鏡的問題意識，才有可能產生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知識貢獻。
更重要的是，未來高等教育改革不只是評鑑制度或補助計畫，而是重新建立不同知識典範彼此尊重、共同合作的制度文化。當理工自然科學的通則性知識，與人文社會科學的情境性知識能夠平等對話，知識動員才可能真正發生，公共治理才能建立在知識而非黨派立場之上。
總而言之，大學除了是傳統科學知識生產之外，更可以是民主社會共同思考未來、形成公共判斷與集體行動的知識平台，台灣社會所需要真正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大學，是愈能與地方協作累積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共智慧的高教機構，而這才是台灣高等教育改革值得推動追求的方向之一。
（專欄觀點不代表本社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