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破解淨零卡關的關鍵解方！GCP如何統一標準，帶領台廠成為全球循環經濟主角？示意圖。shutterstock
儘管循環經濟被視為淨零目標的關鍵，但標準不一、資訊不透明，讓產業推動卡關。《全球循環議定書》（GCP）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生。它如何透過新架構，協助電子、紡織、化學等台廠，掌握轉型契機？
「循環經濟」被視為是目前實現淨零目標的關鍵解方，但實際推動過程中，政府、企業、供應鏈上下游時常面對指標定義不一、制度支撐不足、資訊不夠透明等挑戰。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與全球永續組織One Planet Network在2023年共同啟動《全球循環議定書》（Global Circular Protocol，GCP）系列工作，希望能建立具有全球共識的循環經濟行動架構和衡量標準。
為了協助台灣產業與國際接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 Taiwan）針對台灣具代表性的電子、紡織與化學三大產業展開系列利害關係人議合與實務盤點工作，深入探討循環經濟在這三大產業的實踐現況，以及循環原則、設計在其產品與服務中的應用程度，並將三大產業的議合重點與《全球循環議定書》內容整合為報告《邁向全球循環願景：GCP架構與台灣產業循環實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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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大構面定義「循環成熟度」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莫冬立分析，GCP架構推動的目標之一，是協助企業提高循環成熟度，可從策略與執行、影響規模、跨組織範圍三大構面定義。
其中，策略與執行指是否擬定、推動、執行循環相關策略；影響規模為循環經濟聚焦在特定產品、系列產品、產線，或是一整個事業單位；跨組織範圍則是能否跨越直接營運範圍，推展到價值鏈的上下伙伴，打造更完整的生態系？
依照這三個構面，循環成熟度被區分為四個等級：0是起步級，指企業尚未展開任何與循環經濟相關措施、活動；1是認知級，表示企業已經認識、了解推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並開始進行資料蒐集、現況了解；2是內部執行級，意思是已經從直接營運範圍開始執行推動循環措施；3是價值鏈推展級，代表循環經濟已經從直接營運推展到間接營運到價值鏈上下游。
循環經濟成熟度愈高，對企業效益愈大。莫冬立觀察，推動初期（0～1級）可能不見得會立即反映在財務報表，如成本節約、營收增加，但若方向明確，且有中長期推動路徑（從1～3），不僅營運效率會提高，企業也能迎合未來的永續市場和循環商品需求，進而創造更高商業價值。
多角度協助企業接軌循環經濟
除此之外，GCP架構還可從多個角度協助企業，一方面提供指標、方法、架構，幫助企業衡量循環度現況、設定基線，比較措施帶來的改善，另方面還可協助制定循環度目標，如SBTi（科學基礎減量目標倡議）排碳目標。
企業透過GCP架構支撐的數據基礎，就能做出更好的策略或判斷，進而滿足循環產品與消費市場的溝通需求，並因應未來法規可能對回收用料比例、資訊強制揭露的要求。
當GCP架構帶動企業循環成熟度提升，自然也可在全球層面帶來正面貢獻，降低原生材料消耗，也減少開採、精煉的環境衝擊。
莫冬立舉例，稀土的電製精煉率僅3％，意思是每生產三噸可用的稀土金屬，需要開採並處理高達100噸的稀土礦石，會帶來巨大環境問題。
但導入GCP 架構後，企業就有標準化指標衡量一個產品或企業的再生料使用比例或回收效率，進而設立清晰的基線和目標，並採行「城市採礦」（Urban Mining），也就是從廢棄電子產品、汽車、電池回收有價值材料進行再製，可大幅減少開採與精煉過程中能源、水資源消耗與環境影響，也對排碳量降低大有幫助。
若獲廣泛支持，可大幅減少排碳
GCP架構曾做過情境分析，如果推動與應用能得到廣泛支持，將可大幅節省材料，在25年以內省下約1000～1200億噸的材料開採量。
在氣候方面，GCP架構也可望帶來貢獻。目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有55％聚焦在材料開採、煉製和加工，循環經濟能縮短或減少此過程。
然而，GCP架構仍是一項新興的倡議，成效取決於六大因素，分別是政策與監理、政策連貫性、市場是否埋單、資金與技術、資料交換與管理、持續研發與技術創新。
對台灣三大產業而言，目前推動循環經濟又有哪些優勢或挑戰？
電子業》需提前五年準備循環經濟
以電子業而言，內部挑戰包括產品設計階段缺乏明確循環設計指引，角色定位也相當尷尬，原因是台灣很多廠商負責代工，決定權多半在客戶手上，若客戶不埋單，企業就算想做，恐怕也難以為繼。
此外，循環轉型是跨部門工作，內部溝通成本相當高昂，而再生循環材料的量也還不夠多，導致其成本較高。
在外部挑戰方面，電子業普遍需要更友善的環境，法規、政策需要時間強化與醞釀。加上循環相關驗證缺乏全球普遍標準或共識，電子產品供應鏈既長且複雜，難以取得推動高循環度產品所需要的所有階段資訊與資料。
儘管如此，電子業依然深具循環經濟的發展潛力與機會，尤其是歐盟正在推動ESPR（生態化設計）、DPP（數位產品護照）兩大制度，將成為台灣電子產品推動循環轉型的重要動力。
紡織時尚業》歐盟新政海嘯第一排
至於紡織時尚業，內部挑戰包括再生原料穩定性不足，可能依賴進口，而且循環再生認證與既有的安全、機能機制認證目前連結度也不夠，以及中小企業發展技術、產品時常面臨資金不足、融資困難。
外部挑戰方面，無可迴避的是法規門檻逐步提高，對中小企業挑戰極大，加上不同品牌對循環重點不同，導致製造商在技術、材料、做法、製程上都需要因應，導致製造成本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紡織時尚產品被列為歐盟ESPR、DPP優先或第一階段納入規範的項目，將為產業帶來巨變，最好提早五年準備，如果能做好準備，也代表掌握外銷歐盟市場的機會。
化學業》原料難回收，但仍有機會
而在化學產業方面，挑戰之一是純度與雜質問題。莫冬立解釋，化學製品多為製造業的中間製程材料，若要回收再用，會面臨投入材料純度是否足夠、是否有雜質等難題，導致特定行業的再生原料使用率不高。
同時，化學品種類繁多，單一公司可能有上千種化學品，難以找到一體適用的循環性衡量指標。
但即便如此，化學產業依然具有發展循環經濟的機會，可結合「生物基化學材料」，也可導入碳捕捉與封存技術，在製造過程中減少碳排放。
三大產業不約而同認為，如果要在台灣建立一套像GCP架構這樣橫量循環性的指標，必須具備六大要素：
一、邊界清晰與可驗證性：計算結果必須可驗證，方便與客戶、金融業溝通是否滿足法規需求。
二、政策與標準串接：應該和區域、國際、國家政策標準相互整合，避免企業因使用不同標準而重複計算。
三、涵蓋生命週期：不應只聚焦在企業自身的直接營運範圍。
四、數據透明與共享：透過數位科技，讓數據透明、可共用、分享。
五、市場信任與品質：計算結果必須可靠，具備一定品質，才能成為不同商業流程應用的決策基礎。
六、轉化效益：指標結果應該要反映減碳、自然保育、社會公平等方面貢獻。
金融業在循環經濟不可或缺
而金融業在產業推動循環轉型的過程中，扮演極為吃重的角色。莫冬立解釋，企業營運皆需與金融業往來，而金融業對企業的期待，自然會被企業認為是必須執行的要求。因此，金融業可借助其影響力，要求企業提供循環績效表現，進而推動循環轉型與揭露。
另一方面，金融業也是資金供應方和創新促進者。莫冬立指出，金融業可在貸款中設定和循環轉型績效相關指標，鼓勵企業進行轉型。保險業也可以在企業的循環經濟新商業模式中，提供相關的風險承擔、承保，推動產業往循環經濟發展。
金融業更是生態系整合推手。莫冬立表示，許多企業的循環轉型都依賴上游供應商材料，這些供應商多是中小企業。金融業可將資金適度引導至有需求的中小型或微型企業，使其在技術發展、再生材料提供無後顧之憂，進而扮演整合生態系的整合者。
GCP架構預計在今年第30屆聯合國氣候峰會（COP30）正式發布。莫冬立認為，此架構最大的意義，是把循環轉型最重要的三個角色——企業、政府、金融業串在一起。透過三者共同努力，將能打造對循環轉型更友善的環境，創造更永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