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人文社科只剩下投資報酬率？

近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接連出現令人不安的訊號。一方面，多所高中人文社會科學資優班陸續傳出減招，甚至停招；另一方面，「國立臺灣科學實驗高級中等學校」籌備處主任公開表示，未來學校成立後，學生在「人文社科領域可以少修一點」。

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實際上共同反映出一種日益明顯的社會傾向：人文社科知識專業被視為可以刪減、壓縮，甚至不再具有迫切性與重要性的學科領域。這種趨勢固然與AI產業快速發展、社會資源向理工科技集中，以及教育愈來愈受到就業市場與經濟效益支配有關。

然而，若將其連上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以及要求以「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衡量計畫成效來看，便會發現「人文社會科學的邊緣化」，不只發生在招生名額、課程時數與資源分配之中，也發生在評估人文社會實踐價值的知識體系之內。

★台灣第一個ESG與USR永續整合平台，加入ESG遠見共好圈★

大學，你SROI了沒？

過去十年，USR確實鼓勵許多人文社科領域的教師，將專業知識與地方陪伴、社區信任、文化保存、公共參與等教學與研究活動相互連結。這一兩年來，許多參與USR的教師開始被要求投入大量時間，計算其計畫究竟創造了多少SROI。

地方關係、社群信任、文化認同、公共參與、弱勢陪伴與社會韌性等複雜成果，都被要求進一步轉換為可量化、可加總，甚至可貨幣化的效益數字。SROI的基本思維，是將原本用來衡量企業財務績效的投資報酬率，延伸到社會領域。它不只計算營收、成本與利潤，也嘗試將就業改善、社會福利支出減少、健康提升、環境改善與生活滿意度等成果轉換為貨幣價值，再與投入資源相比，形成「投入一元，可以創造多少元社會價值」的比率。

SROI的發展，可以追溯至1996年舊金山的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其後英國內閣辦公室於2009年支持出版《社會投資報酬率指南》然後各國仿效。SROI從美國傳入英國，再擴散至其他國家，並不只是單純的技術傳播，也與當時英美公共治理模式的轉變相關。

自1980年代以來，英美政府倡議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市場機制、競爭、績效、成本效益、外包，以及可稽核的公共支出。公共部門與非政府組織則在此之下，需要自我證明「每一筆資源投入究竟創造了多少可被衡量的價值」。換言之，SROI 是以投資、報酬、效益、績效與資源配置等企業管理邏輯為基礎，用所謂的市場價格來要求過往較為忽略社會與環境價值。

SROI 並非全然沒有意義。它確實能協助計畫團隊辨識資源投入、利害關係人與社會影響之間的關係。只是，當教育部已鼓勵近百所大學將SROI自訂為成效評估工具，並透過補助、培力、示範案例與年度填報規範持續推動時，便形成明顯的制度誘因，使大學將SROI視為較容易用來證明績效的評估方式。

如此一來，SROI 便成為判斷USR成敗的優勢論述，甚至在未來成為所有人文社科知識實踐專案的基本要求。所以，當教育部鼓勵大學以SROI證明USR計畫價值時，看似是在強化計畫績效與公共問責，實際上卻也預設了一套特定的價值判準：只有能夠被計算、比較，並快速轉換為投入產出比例的，才較容易被視為投資有效成功的專案。

但是，一個社區要經過多年陪伴才逐漸形成的信任，如何折算成貨幣？一群高齡者重新獲得參與公共生活的尊嚴，應該對應多少投資報酬？青年返鄉後重新理解地方歷史，或地方居民開始具有表述自身需求的能力，又應該如何轉換為可比較的數值？這些成果往往具有長期性、關係性、情境性與不可逆性，並不會在一個計畫年度結束時立即顯現，也不容易被切割為單一變項。

換句話說，若執意要求大學將USR計畫轉譯為精確數字，得到的未必是更客觀的大學社會影響力，反而可能只是把複雜的知識與社會關係，壓縮為行政體系較容易閱讀的績效格式。

計算SROI背後的「理工當道」思維

也因此，當USR第一線工作者被要求以SROI呈現計畫成果時，某種程度上只是把過去以論文篇數與衡量學術價值的邏輯，替換成以社會投資報酬率衡量社會實踐價值。等同是人文社會科學仍然必須透過類似工程績效、財務報酬與成本效益分析的語言，證明自身具有「短期有效」的「產值」與「效益」。

這背後反映的，更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理工當道」知識政治：自然理工被視為具有直接效用、客觀性與未來價值，人文社科則必須額外證明自己「有用」，才有資格獲得資源與肯定。

在這樣的制度下，人文社科教師除了要從事地方陪伴、文化轉譯、公共溝通與知識社會實踐，還必須花費大量心力，將這些實踐重新包裝成投資效益與量化產出，以符合行政部門所熟悉的量化價值證據形式。最終，「理工當道」並不一定會直接宣稱人文社科不重要，而是透過計畫指標、績效評估與資源分配等制度性工具，逐步將人文社會知識轉變為一種必須不斷自我辯護的次要知識。

更令人擔心的是，教育部若進一步全面推動USR計畫計算SROI，是否等於暗示：未來所有重要的教育成果，都應該以投入產出比與量化績效來衡量？更嚴肅地追問，是 SROI究竟是在協助人文社科呈現其公共價值？還是在迫使人文社科接受一套原本並不適合它的知識典範？

人文社科與自然理工的知識典範差異

在《朱敬一講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緣起背景》一書中，朱敬一院士以語言學習作為比喻，指出人文社科與自然理工領域並非只是研究對象不同，而是具有不同的知識形成方式。

自然理工知識較接近「文法學習法」：先掌握公式、定律與抽象架構，再依循既定規則向外推演；其研究也傾向將自然世界切割成可以控制、驗證與重複檢視的片段。相較之下，人文知識更接近兒童學習母語的方式。兒童並不是先學習完整文法再開始說話，而是在聆聽、閱讀、模仿、修正與長期累積之中，逐漸形成對語言情境與意義的整體掌握。類推人文社科知識，其具有整體性、脈絡性與有機性，難以被完全拆解為彼此獨立的變項；它更重視歷史脈絡、語言意義、價值判斷，及不同知識間的圓融貫通。

也就是說，若自然理工可以理解為偏向「切割、具體、專精與普同化」，人文社科則更偏向「沈浸、抽象、整合與差異化」。這正是自然理工與人文社科在知識典範上的重要差異。

類似論點，日本社會學者吉見俊哉在《「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中，進一步將「有用」放回時間尺度來理解。自然理工往往是在既定目標下迅速找到有效手段，屬於立即可見的「目的遂行型」（或呼應社會學家韋伯的工具理性）；人文社科則透過重新界定社會的目的與價值，在較長時間中發揮「價值創造型」（或是韋伯的價值理性）。

吉見俊哉提醒我們，「有用」不能只以短期、立即與可量化的成果來判斷。人文社科的重要性，往往不在於快速達成既定目標，而在於長期重新追問目標是否正確、創造新的價值框架；SROI若只擷取短期可貨幣化成果，正可能忽略這種較慢卻更深遠的公共作用。

重新設計大學一級行政單位，制度性支持USR教師與團隊

另一種可能：大學引進田野參與經理人本文也需要指出，不要全面推動SROI計算績效，不代表不需要深化知識走出校園。若教育部希望大學知識走出校園，改革方向是重新設計大學一級行政單位，提供制度性資源，支持投入USR的教師與團隊持續前進。

在「理工當道」的高等教育結構下，大學的產學、研發等單位，肩負著促進知識與產業及社會連結的角色。然而，目前其主要功能多集中於理工領域，對人文社科所能提供的支援仍相當有限。究其原因，是當研發產學單位仍以專利、技術及智財成果作為衡量學科社會貢獻時，人文社科較少在其考量之中。

此外，近年不少大學雖陸續成立永續辦公室，其工作集中於永續報告書撰寫、指標填報與校內資料彙整，較少有足夠人力與制度空間，長期經營大學與地方政府、社區組織及非營利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同時，這些人員多以短期計畫聘任、職涯發展不明，相關知識、信任與社會網絡便難以在組織內持續累積，也就不容易真正深化大學知識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對接。

所以在教育部要求大學投入USR知識社會實踐的當下，應該是要求大學統整相關一級單位，引進「能夠協助知識落地、跨越校園與地方邊界」的高階專業人才，也就是「大學參與實踐經理與助手」（University Engagement Managers and Assistants, UEMA），亦可稱為「大學田野參與經理人」。其核心任務有二：一方面必須熟悉大學內部不同學院、科系與教師的專長，能夠判斷哪些知識與技術可以回應特定地方問題；另一方面，也必須長期經營地方政府、社區組織、非營利組織、產業與居民之間的信任網絡。

亦即，大學的「田野參與經理人」並不是一般行政助理，而是一來具備深厚的人文社會科學素養，甚至擁有博士層級的研究訓練；同時也要較強的外向型與連結型人格特質，既能理解地方社會的歷史脈絡與權力關係，也能主動建立關係、協調衝突，並促成跨部門、跨組織與跨專業合作。

他們不應被視為短期計畫助理，而應被定位為熟悉大學知識系統、地方治理脈絡與社會網絡的另一種高階專業人才，並建立可長期發展的職涯制度。正是因為社會溝通與研究行政本身就是一種需要長期累積的知識專業；只有建立相對穩定的任用制度、職能培養與升遷管道，才能留住人才並延續組織知識。

大學建立「田野參與經理人」與其職涯管道，人文社科知識社會實踐才不會停留在短期計畫與一次性活動，而能逐步深化為大學長期公共使命的一部分。如此一來，透過持續的地方合作與制度創新，大學的人文社科知識實踐將會更有機會，長期引領台灣在地社會如何理解自身歷史、如何批判當下發展，並如
何深刻想像不同未來的可能。

延伸閱讀：AI算力爆發，電力撐得住？打造台灣DNA建材！忠泰、成大組Fab-X聯盟「3D列印」零碳建築

（專欄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社立場）

★現在就訂閱《ESG遠見》電子報，掌握更多永續轉型秘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