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意識、綠能產量向來被視為世界優等生的德國,卻因為一場烏俄戰爭,讓亮麗成績背後的種種未竟之業,揭露在世人面前。 這場由戰爭點燃的能源安全總體檢,對於曾經從二戰餘燼中崛起的德國,究竟是危機還是轉機?
德國能否突破現狀,再度華麗轉身,成為未來永續經濟體的新榜樣?還是就此宣告在轉型路上陣亡?台灣又該如何從這場「能源轉型戰」中,找到未來行進方向?
耶誕節剛過,對許多德國家庭來說,最想要的耶誕禮物,可能是一台讓全家好過冬的熱泵。
與德國數千萬仍使用天然氣或石油作為燃料的家戶暖氣系統不同,熱泵是由電力驅動的,這種可視為「反向冷氣」的保暖裝置,其熱轉換的效能更高,也象徵能以更低的價格取得能源。
由俄烏戰爭引燃的能源危機,已成為德國能源價格的分水嶺。過往倚賴俄羅斯大量進口的便宜能源無法復返,國際碳定價的機制亦日漸完備,這讓德國認知到,唯有綠能,才是再度壓低能源價格的出路。
《遠見》團隊遠赴德國,深入採訪觀察到,如今瀰漫在德國社會的共識是:「能源轉型時間不多了,我們必須加速前進。」
2022年訪台的德國綠黨國會議員史坦芬(Till Steffen)即向《遠見》表示,「這場『能源危機』加速『能源轉型』,成了政府的優先事務。」
德國經濟加速再綠化,再生能源變身國安基礎
這絕非紙上談兵而己。2022年底,德國舉行國內首座液化天然氣(LNG)接收站的開幕儀式。德國在去年春天才決定要建造,幾個月內就能完工,「這個速度對德國來說是超快,」史坦芬說:「我們需要以同樣的速度大規模擴建再生能源。如果再以過往習慣的緩慢速度做決定,就無法達成自己設下的目標。」
過往氣候野心遠不及綠黨的自由派財長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也將再生能源定調為「自由能源」,強調其提升德國能源安全與經濟獨立的功能。
在此氛圍下,「轉用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的兩大能源轉型支柱,亦成為眾多德國企業的首要任務。
連身為工業4.0先驅的德國工具機大廠MAG,也重新檢視加強節能,並準備在廠房安裝太陽能發電板。
「許多投資計畫,都因為能源價格上揚,而重新評估,」領導友嘉歐美集團的MAG總裁肖寧(Sebastian Schöning)解釋,「許多過往不划算的投資,現在都變得合理了。」
可自用又可賣電的太陽能板,由於回收成本時間大幅縮短,加上稅制優惠,大小企業、家庭紛紛出手;安裝技師炙手可熱,排隊等上幾個月成了新常態。
來自台灣,已經營太陽能儲能業務超過6年的全漢(FSP)德國分公司總經理嚴謙和透露,綠能產品線已是公司營收主力,估計2023年,太陽能相關產品可成長五成。全漢更看準歐洲綠能交通工具商機,決定在德國成立全新研發中心,強攻客製化充電器。
另一家在德國耕耘10年的台商——伺服沖床協易機械,也因產品耗電量較傳統沖床節約五成,受到歐洲客戶青睞,預期2023年的業績將翻倍成長。
德國推動能源轉型已有數十載。綜合各方觀察,這波能源危機對能源轉型的驅力,主要反映在心態的改變,以及商業利益的再計算。
首先,在心態上,過往德國約六成能源來自進口,更高度依賴俄羅斯便宜的化石燃料。但當能源不再如此唾手可得,也大大轉變了德國社會對能源的看法:以往,大家認為再生能源是供電穩定性的威脅,現在則成了保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
其次,在企業眼中,綠能已然成為唯一可保有長期競爭力的能源。
德國儲能系統協會政府關係主任羅森塔爾(Markus Rosenthal)表示:「大家都知道,化石燃料沒有未來了。」他以德國最大保險公司安聯(Allianz)退出所有化石燃料投資,以及各大銀行積極投資去碳技術為例,說明各大企業願意轉變,是受到商業利益與利潤驅動,而不是被好聽話驅動,「可以說,普丁綠化德國經濟的效果,比誰都大。」
許多人可能是在日本福島核災後,才聽說過德國「能源轉型」(Energiewende)的願景。但這樣的概念,早在德國1970年代的反核運動中便已扎根。自此,更發展出全球政治影響力數一數二的綠黨運動。
綠能優等生挑戰1〉缺工、北電南送承載量不足
2000年生效的《再生能源法》(EEG),使德國成為第一個大推再生能源的主要經濟體。此後20餘年,再生能源供電比例,從6%大幅成長到46%,如此亮眼的成績,更成為推動能源轉型的國際典範案例。
只是,承平時期的典範,似乎禁不起戰爭的考驗,德國還是在俄烏戰爭中落入能源危機的困境。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能源武器化,誠然是不可控因素。但德國社會對核能的戒慎,也使得德國在逐步淘汰煤的這段時間,更加依賴相對潔淨的天然氣。
「我們過度依賴(俄羅斯)化石燃料,過去幾年,再生能源的發展也過於緩慢,」德國經濟研究所(IW)能源及氣候政策研究員庫珀(Malte Küper)表示:「我們必須加速改正過去10年能源政策的結構性錯誤。」
德國電網公司「50赫茲」(50Hertz)能源經濟部主任基維特(Wilhelm Kiewitt)說:「我們大力推動再生能源建置,但沒有更新電網基礎建設,未確保電力市場設計相互配合。結果就是,能源轉型現況並不算好。」
位於德國北部海岸的風電,至今難以送抵南部的工業重鎮,因為政府花了太多時間協調南部居民,接受高壓電纜切割自己美麗的地景。北電南送乘載量不足,成了德國能源拼圖中,缺失的關鍵一塊。此外,化石燃料企業政治遊說力龐大、岸上風電法規嚴格,也拖慢了德國轉型的腳步。幾個月前,北威州還發生為了拓展煤礦而拆除附近風機的事件。雖然這批風機效能低落、原本就預計將重建升級,但環保人士抨擊,在能源危機進行中這麼做,簡直是政策逆行。
但缺乏急迫感,或許才是原本漂亮起跑的德國,逐漸偏離目標的關鍵因素。
根據德國政府2021年的預測報告,依照目前的減碳行動,從能源、工業到農業的所有部門,都無法達成2030年的氣候目標;尤其是建築保暖、交通運輸方面的進度,更讓人擔憂。新技術方面,即使德國30多年前就開始氫能研究,卻遲遲未能進入擴產。
德國「THEnergy」創辦人、氫能顧問希利格(Thomas Hilig)指出,「我們把氫能徹頭徹尾地研究了一番,想要知道一切。但或許可以早一點開始擴產。的確,現在該是推出應用的時候。」
能源高價衝擊與愈加頻繁的極端氣候,已成為德國境內的現實,迫使習慣穩健、審慎行動的德國承認錯誤與不足,加速能源轉型前進腳步。問題是,來得及嗎?
打開近期德國報紙會發現,危機不一定能是轉機。占有德國企業總數99%、堪稱經濟骨幹的中小企業正在苦苦掙扎,許多公司可能無法挺過這一關。
德國工商總會(DIHK)2022年夏天發布的一份企業普查結果顯示,因能源價格高漲,已有1/4企業完成減產部署,1/4縮減營運規模,剩下尚未開始動作的一半,還在思考因應步驟。
目前,德國政府已敲定近千億歐元規模的能源帳單補助計畫,但外貿與投資署數位服務部副主任夏爾瑪(Asha Maria Sharma)認為,金融補貼只是一部分的解方,企業必須思索如何透過運用AI、數據分析等技術,來節約耗能,才能在未來能源價格更高時,繼續保持競爭力。
但中小企業的資源、財力不如跨國企業,要面對通膨、升息、對美元匯差、能源價格衝擊,還要再撥出心力,進行長期性的投資布局,並非易事。
例如,新冠疫情蔓延時,負責營運「柏林中小企業數位中心」部門公關事務部經理克魯格(Alexander Krug)便觀察到,約有1/3的中小企業,暫緩中長期才會見效的策略性數位投資,甚至是取消。
再者,在全球半導體短缺中,許多中小型企業是同時與政府支助的再生能源產業、以及德國強大的汽車產業爭奪相似的晶片。在財力、資源上,都難有勝算。
庫珀表示,長期而言,能源危機可以是能源轉型的加速器。但對於像德國這樣具有高比例能源密集產業的工業大國,也是個風險,「在完成綠能轉型之前,工業可能就衰微了。」
諸多等待太陽能板技師登門安裝的家戶,也披露了另一個風險:缺工。
庫珀描述,「如果問企業,營運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幾乎每次的答案都是:『我們需要人。』」尤其是在推動轉型至關重要的綠能與數位科技領域,尤其缺乏技術人才。
歐洲多國都有缺工問題。但在製造業領域,德國人力不足的企業比超過四成。相較之下,法國不到25%,義大利、西班牙則不到10%。連德國公共廣播電台主任也在日前表示:「我們必須從全球徵才……即便是應徵者的德語水平也不那麼重要了。只要工作認真,我不會太擔心他們只能說上幾句德文。」
綠能優等生挑戰2〉能源成本走高、美提出降低通膨法案,吸走國際投資
國際局勢的演變,也讓不利的處境雪上加霜。歐陸戰火未息,疫情陰霾仍在,加以美中緊張關係,都使得原先是自由貿易與國際供應鏈受益者的德國,情勢反轉,且壓力漸大。
尤其,美國在2022年8月,通過規模高達3690億美元的《降低通膨法案》,提出比歐盟來得簡明、誘人的補貼規格,很可能會在德國亟需加速擴建再生能源之時,吸走更多國際投資。
部分學者便懷疑,德國真能在諸多挑戰並陳之時,完成在相對安穩時期也沒能達成的能源轉型嗎?
不久前,德國才大幅擴張公共支出,扶助社會度過疫情。至今為了因應能源危機,又撥出超過2600億歐元預算。這幾乎是全國GDP的7%,遠勝歐盟各國的平均值830億歐元。與此同時,德國仍在試圖將國防預算提升至2%GDP。即便財力相對充裕,也是壓力。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系教授雷納德(Reinhard Biedermann)便指出,要發展足夠替代傳統能源的再生能源,需要大筆投資、人力以至於土地,而德國難以同時完成這麼多事。
他表示,「能源危機確實是一個擴大再生能源的機會。」但要化危機為轉機,並沒這麼簡單。
德國不只化石燃料依賴進口,再生能源同樣也依賴進口。
德國太陽能產業萎縮後,如今境內約95%的太陽能電池,為中國製造。德國風機大廠諾德克斯(Nordex)考量成本,在2022年6月關閉德國國內最後一間風機轉軸廠;令觀察者擔憂,風能產業恐將走向與太陽能產業類似命運。
史坦芬表示,因不敵中國競爭,德國太陽能產業失去許多知識及政治力量,現在,正是重振國內太陽能價值鏈的時候。「在風能我們仍有產能,但在本國找不到市場,因為中國產品更便宜,」史坦芬說。
某方面來說,這場能源危機才剛開始。
《遠見》團隊搭乘時速近300公里的高鐵,穿過德國人鍾愛的森林邊緣時,映入眼簾的是轉動的風機、鋪設在建築屋頂上的太陽能板,以及長程輸送電力的高壓電塔。這已逐漸成為德國社會熟悉的日常景致。此刻,可能被視為德國最終完成能源轉型的重要里程碑,但也可能成為德國工業日漸衰微的起點。
回顧疫情挑戰,諸多德國企業皆異口同聲表示,敏捷、彈性、靈活,就是在當前多變的環境中存活的必要技能。尤其,德國工業對全國GDP的貢獻度超過1/4,這比法、英、美等已開發國家來得都高。但以效能、品質、穩定性,鞏固高售價的「德國製造」品牌,正受到能源成本走高的威脅。
史坦芬承認,許多德國企業使用俄國便宜能源生產,再將產品以高價售往美、中等市場。這與台灣常見的模式也有相似之處。
台灣借鏡綠能優等生〉風險評估先做好、轉型需思索整體順序
科思創(Covestro)商業長蘇智雅(Sucheta Govil)觀察,能源已是全球性議題,資源緊縮成為可預見的未來,「即使你在亞洲,感覺能源價格還是很便宜,但漲價已反映在供應鏈中。即使德國自認機械工程品質出色,這項優勢也在原料成本上揚中被稀釋。」
即便德國才開始應付能源危機不久,政策措施的效果有待時間證明,仍有可供台灣借鏡之處。
首先,是了解自己的能源安全與獨立程度,並進行風險評估。雷納德認為,透過提升能源價格來鼓勵節能,並使用這筆收入加碼投資再生能源,是值得考慮的作法。「向人民解釋他們付出的更高能源費用,會助益再生能源發展,提升能源安全性。」
其次,是整體思索能源轉型各項措施的順序,將有限的資源,在對的時間,投注在對的地方。
曾任德國「未來能源計畫」能源轉型顧問的齊辛(Hans-Joachim Ziesing)分享,德國的其中一項失誤,就是先設定美好的目標願景,再研擬達成的政策。
比較好的作法,可能是採取實務進路,釐清每項政策能帶來的量化效益,並確定達成跨黨共識,可以一同前進。齊辛提醒,持續監測數據表現,並對各部門問責,也是重要環節。
希利格觀察,德國2020年發布國家氫能戰略,顯示官方已從再生能源的選址與能源運輸中吸取經驗。「許多計畫都把生產與消費整體考慮進來,例如,善用既有建設,翻新天然氣管線,成為氫能管線,而並非把電解槽安置在風力發電廠旁,就當成做好了。」
推動擺脫化石燃料 助企業、民眾做好準備
最後,是延續社會改變的動能。過往,德國將天然氣視為銜接化石燃料與再生能源的「橋接能源」;如今,失去天然氣主要進口來源,不得不重啟煤電廠、租建液態天然氣接收站。這麼做之後,未來可能更難擺脫它們。
理想中,在氫能市場成熟後,德國可將這批液態天然氣接收站,翻修為氫能接收站。但兩者畢竟是不同的能源,翻修工程也將是另一筆花費。能否照計畫發展,仍是未定數。
在政府敲定能源補貼方針後,從2023年初至2024年4月,帳單八成的用量,將受到價格上限保護,用戶只需付兩成現價。這勢將改變人們的利益考量。如何善用獎勵機制,鼓勵社會持續推進家庭、企業、基礎建設層面的節能與轉型,也是一大考驗。
工業占比較德國更高的台灣,雖然尚未切身感到歐洲能源危機的波瀾,但能否在長期合約的價格保護傘告終前,盡可能做好準備、調適體質適應化石燃料價格走高的未來,將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