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每週必讀》解決缺工還是製造風險？印度移工爭議下的三大挑戰

台灣與印度於2024年正式簽署了「駐印度台北經濟文化中心與印度台北協會促進僱用印度勞工瞭解備忘錄」（簡稱台印度勞工MOU），隨後順利獲得立法院的審查通過，讓印度成為新移工來源國。然而，勞動部長洪申翰近期在立法院答詢表示，預計在今年率先引進約1000名印度移工，隨即在社會上引爆了極大的反對聲浪。

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出「建請行政院與勞動部立即中止引進印度勞工計畫」公民提案迅速發酵，截至4月中已累積4萬1382人附議。提案民眾強烈擔憂，貿然引進印度移工將對社會治安與性平環境造成負面衝擊。連署方直指，單憑「良民證」根本無法有效過濾潛在的性犯罪意識與文化落差，要求政府在建立完善的風險控管方案前，無限期暫緩引進計畫。

由於群情激憤，勞動部於4月13日目前定調政策「不會躁進」，並強調後續的引進時程與規模，必須建立在「企業端具備實際需求」以及「印方執行計畫完全符合台灣監管要求」這兩大核心前提下，才會實質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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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高齡化、國際搶人加劇缺工潮，印度移工是解方？

台灣引進印度移工的政策背景，與長期缺工問題密切相關。根據104人力銀行調查，截至2026年，台灣整體缺工人數已超過112.5萬人，其中以製造業與營造業最為嚴重，職缺多集中在技術員、機械操作與基層作業人員。

而從主計總處統計顯示，截至2024年11月底，工業與服務業職缺數達24.7萬個，較去年同期增加2.1萬個。其中，製造業職缺約9萬個、年增1.7萬個，為缺工最嚴重產業；若以職類區分，技藝與機械操作人員職缺約5萬個，顯示基層技術人力需求持續攀升。

營造業缺工問題同樣嚴峻。儘管2023年產值達1兆702億元、年增約14%，但整體缺工仍達5萬2,963人，其中基層勞工缺口占75.3%，反映產業成長與人力供給之間的落差持續擴大。

進一步從人口結構來看，國發會預估，台灣工作年齡人口將由2024年的1,617萬人降至2070年的697萬人，減幅超過五成，同時45至64歲勞動人口占比將升至53%，顯示勞動力正快速高齡化。

在少子化與高齡化交織下，未來勞動市場將呈現「人數減少、年齡提高」的趨勢，加上年輕族群投入製造業意願降低，產業缺工壓力恐進一步擴大，也成為政府評估引進新移工來源的重要原因。

此外，《工總2025白皮書》指出，目前台灣移工制度採「專案」與「一般申請」雙軌制，但一般申請雖開放1.5萬名配額，實際聘僱率卻不到三成，顯示制度彈性仍不足。尤其在中小型營造業與土木包工業，基層缺工已接近4萬人，占整體缺口約三分之二，直接影響工程承攬與施工進度。

面對長期缺工壓力，工總早在2022年即建議政府應強化人力調配機制，並適度放寬移工政策與來源國。目前台灣移工主要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與越南，但泰國招工困難，其他來源國勞工亦可轉往日本、中國等市場，導致台灣可用人力逐漸減少。

同時，勞動部統計顯示，近三年平均每年約有1萬9,253名移工行蹤不明，其中以越南與印尼移工為主，不僅影響企業人力調度，也增加補充與管理成本。隨著部分來源國經濟發展、勞動力需求提升，輸出意願下降，供給進一步收縮。工總才建議，政府應積極拓展移工來源國，如柬埔寨、寮國與緬甸等，以因應基層勞動力短缺問題。

這些情況凸顯台灣缺工已從短期問題轉為結構性壓力，包括勞動力快速高齡化，加上既有移工來源競爭加劇與供給縮減，使人力缺口持續擴大。在多重壓力下，政府評估引進印度移工，主要在於分散來源風險、補充基層勞動力，來維持產業運作與經濟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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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疑慮、逃逸移工未解，勞權風險恐外溢衝擊供應鏈

儘管缺工數據凸顯引進移工的迫切性，但潛在社會風險也成為此次爭議焦點。其中，「歧視與標籤化」問題尤為突出。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反對意見多集中於治安與性別安全疑慮。有民眾質疑，「僅憑良民證，能否確保來台後不會犯罪？」亦有女性表示，過往遭遇性騷擾經驗，使其對政策感到不安，並質疑政府對公共安全的把關。

另外，民眾也認為，台灣現行移工制度仍存在逃逸與管理問題，應優先補強制度缺口，而非擴大引進來源。部分民眾也以國外經驗為例，認為引進印度勞工恐增加社會治理成本，呼籲政府審慎評估。

事實上，相關爭議早已存在。2023年民間團體曾發起「123別印來－守護民主台灣大遊行」，反對將印度納入移工來源國。當時學界關注文化適應問題。政大勞工所兼任教授劉梅君曾表示，印度與台灣在語言與風俗上差異較大，加上既有移工仍面臨歧視，若問題未解，恐加劇社會衝突。「我們需要勞動力，但也必須正視移工的尊嚴與文化需求」台灣勞工陣線聯盟前秘書長，目前是資深研究員孫友聯也強調。

除了社會觀感，勞動條件亦是關鍵隱憂。孫友聯指出，若未落實同工同酬與基本權益保障，「引進新移工恐淪為填補廉價勞力缺口。」劉梅君也認為，缺工本質來自薪資與工作條件不足，若以低成本移工替代，反而將惡化整體勞動環境。

上述問題最終恐轉化為台灣與企業必須面對的ESG風險。在現行制度下，若移工遭遇長工時、薪資剝削或仲介債務壓力，或因歧視而發生衝突，將觸及國際關注的人權風險，並可能進一步升高為供應鏈風險，不僅影響國際買家的合作意願。對企業而言，一旦相關爭議擴大，更可能衝擊品牌聲譽，對營運與市場信任造成實質影響。

移工議題背後的三大挑戰，政策如何完善TISFD？

從政策面來看，目前整體制度環境仍充滿不確定性。儘管台印MOU已於2024年完成簽署，但相關配套措施是否完善，社會仍存有疑慮。勞動部於4月10日回應指出，政策不會僅以補足人力為目標，將同步檢視產業需求、社會觀感與管理制度等面向，進行整體評估與把關。不過，目前包括產業配額、移工資格條件及引進流程等關鍵細節，仍尚未對外說明。

印度移工議題的背後，藏有三大挑戰：

在制度風險方面，首先是仲介制度改革能否真正落實。勞動部規劃首批約1,000名印度移工中，力拚5%採直接聘僱，但也意味著約95%仍將透過傳統仲介體系，引發外界對剝削風險持續存在的疑慮。

其次，後端監督與管理機制亦面臨信任挑戰。國民黨立委王鴻薇根據移民署統計，截至2026年2月，全台失聯移工人數已達9.4萬人，占整體移工約一成。如此規模的失聯現象，使外界質疑現行稽查與管理是否有效運作，也連帶影響對移工權益保障的信任度。

第三個挑戰是，企業治理正逐步朝向TISFD（不平等與社會相關財務揭露）框架發展。該框架要求企業揭露其營運與價值鏈對社會與人力資本的影響、依賴、風險與機會，顯示勞動條件與人權議題已成為影響企業經營與投資評價的關鍵指標。

在此背景下，台灣移工政策與企業管理，需與國際勞工組織（ILO）規範及「強迫勞動」禁令接軌。一旦制度設計或監管出現漏洞，導致企業觸及人權紅線，不僅可能影響國際訂單與供應鏈合作，更可能對整體產業發展與經濟穩定帶來衝擊。

具代表性的案例為巨大集團（Giant）於2025年遭指涉及多項勞動權益爭議，包括濫用弱勢處境、惡劣工作與生活條件、債務束縛、扣留薪資及過度加班等問題。隨後，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對其台灣廠產品發布「暫扣令（WRO）」，引發國際關注。

此事件凸顯，一旦企業在移工管理或勞動條件上出現缺失，觸及國際供應鏈的人權審查標準，甚至面臨經濟制裁，將可能導致訂單流失、資金鏈受阻等營運衝擊，同時也會影響ESG評等表現，進一步削弱企業的長期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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