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逐漸以雙邊談判取代多邊合作。圖為川普（右）與愛爾蘭總理馬丁（左）近期的雙邊會談。X by @WhiteHouse
在川普上任後，全球氣候治理出現了顛覆性變革。從「美國優先」的政策導向，到退出巴黎協定，再到改變拜登時代的氣候政策，美國的行動凸顯出追求國家利益、政黨最大化的策略。「ESG遠見共好圈」解析川普政策對全球氣候議題、低碳產業以及轉型風險造成哪些影響？
「美國一旦退出巴黎協定，國家自定貢獻（NDC）的法律約束力便隨之消失，全球減碳目標也因此面臨挑戰。」3月18日，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劉哲良在「ESG遠見共好圈」線上知識分享會上解讀，美國碳排占全球5%，關於拜登卸任前提出對抗2℃減碳目標在未來減碳幅度將縮小，對全球低碳轉型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
根據美國太空總署（NASA）資料指出，2024年全球平均氣溫已較前工業化時期上升約1.28°C，而全球氣候治理的最終目標是控制在1.5°C或2°C以內。劉哲良警告：「若全球各國繼續以每年約500多億噸碳排速度持續下去，1.5°C以下的碳預算將在2028年至2030年之間耗盡，導致世紀末超過目標溫度的風險顯著增加！」
「全球暖化不在於某一國家的行為，而在於全球總量，美國若退出，全球合作便將面臨更大挑戰。」劉哲良表示，美國廢止了國家自定貢獻目標（NDC），將使其自身的減碳承諾無法落實，進一步拉大全球減碳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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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從多邊合作轉向雙邊實質主義
川普上任後迅速宣布退出巴黎協定，認為該協定對美國不公平，要求美國承擔過高成本，這不僅損害了美國經濟利益，也令國內石化產業陷入困境，削弱了國際競爭力。劉哲良指出，這一決定反映出美國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時，不惜犧牲全球多邊氣候治理的共同目標。
劉哲良從「利益極大化」的角度解讀川普的氣候政策。他認為，無論個人或企業在做決策時都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而國家在參與國際議題時，也會力求獲得最大的優勢。正因如此，美國在氣候議題上轉向以雙邊談判取代多邊合作。川普提出「美國優先」的理念，主張應以國家利益為重，不再承擔巴黎協定額外負擔，而是通過與其他國家直接協商，確保每項合作都能為美國帶來明確回報。
從技術策略上看，川普政府還選擇保留或調整部分低碳技術，如碳捕捉與封存技術、核能等，都是在推動化石燃料轉型的同時，獲取額外收益。劉哲良強調，美國衡量自身利益的標準不僅限於短期經濟效益，還包括地緣政治競爭、能源自主、外交戰略以及選民支持等多重因素。
這種做法表明，在全球合作必須付出資源和代價的前提下，若某項措施無法滿足美國國家利益，就會被放棄或重新調整。這一政策不僅優先考慮了美國與共和黨的利益，也預示著未來美國可能採取更務實的談判策略，與其他國家簽訂具體的能源和貿易協議，以交換技術、資金或市場份額。
釋放石化能源，平衡綠色產品成本壓力
川普政府在能源政策上大力推動「釋放美國能源」，強調加快頁岩氣、石油與液態天然氣等石化資源的開採，藉此降低國內能源價格。川普認為，當能源成本下降，整體物價和生產成本也將隨之降低，從而有效緩解關稅貿易戰引發的通膨壓力。
劉哲良指出，「釋放石化能源」這一策略雖能短期內穩定美國經濟，並透過擴大化石燃料出口在國際市場中爭取話語權，但也可能延緩全球低碳轉型的步伐，對長期減碳目標構成挑戰。
拜登過去曾在《降低通膨法案》（IRA）規劃3690億美元的綠能補貼，目的在於引導市場向低碳技術轉型。但川普卻認為，這種補貼讓綠色技術失去了市場競爭力，因為再生能源的成本原本就比化石燃料昂貴。
川普強調，當能源價格因大量供應而下降時，企業更應依賴市場自動調節，而非依靠政府補貼。「美國若能利用自身豐富的化石燃料資源，降低能源成本，將直接支持國內製造業及消費者，這也是他追求國家利益極大化的一部分。」劉哲良表示。
隨著綠能補貼大幅減少，企業在使用再生能源及低碳技術時面臨更高成本，所謂「綠色溢價」現象必然加劇。劉哲良分析指出，綠色議價導致成本上升可能迫使部分企業將綠色製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但川普透過「解放能源」來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讓價格下降，民眾生活成本也會相應降低，從而達到整體平衡。
然而，劉哲良指出，在出口方面，若綠色產品價格上漲，可能會削弱其國際競爭力，但像是歐盟CBAM主要是為了平衡境內管制成本與境外進口商品的成本，對於綠色產品價格提高與川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或降低綠色補助並無直接關聯。
淨零目標、碳市場仍不變，低碳技術開發減緩
在全球低碳轉型的進程中，前六大排放國與地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COP26期間，中美兩國在氣候合作上達成初步共識，雙方就甲烷減排及化石燃料轉型等議題展開協商，成立「「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小組」，這一合作一度代表了資金與技術的強大優勢，對全球減碳具有積極效應。
不過，隨著拜登卸任，這項倡議恐將被廢止，從而對國際氣候治理產生負面影響。
美國在COP27上以「國家立場」提出成立「能源轉型加速器」，該倡議主要目的是動員國內企業協助開發中國家推進能源轉型，並藉此產生碳權，「實際上是為了讓美國在碳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而非真正積極參與全球碳市場合作。」
劉哲良指出，隨著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其在全球碳市場的需求地位將被削弱，但過去美國並未明確設定具體的碳權抵銷目標，對全球碳市場的直接影響並不大，只是低碳技術發展速度恐變慢。
從綠色金融來看，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後，部分大型銀行也陸續退出淨零聯盟。「無法直接認定相關性，銀行恐因時勢而加入，僅反映出在追求股東權益極大化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對綠色金融投入持保留態度。」劉哲良認為，由於低碳轉型投資通常無法立即產生回報，且相關資金短缺，銀行在支持氣候調適項目時可能會更為謹慎。
劉哲良進一步解釋，現行綠色貸款評估模型主張將貸款資金用於真正的綠色項目，但在減量投資或調適投資的過程中，企業的還款能力仍需兼顧風險與低碳貢獻。
雖然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及取消綠能補貼在短期內可能導致部分市場不確定性增加，但全球對於淨零排放目標的追求不會因此改變。劉哲良強調：「全球氣候治理的最終目標是科學問題，只要大家不放棄2°C或1.5°C的願景，轉型之路就必須持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