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氣候行動網絡近日舉辦「全球氣候大交工，台灣該如何回應：COP30峰會觀察」座談會。圖取自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臉書
作為《巴黎協定》簽署十週年的重要里程碑，COP30備受全球矚目。台灣氣候行動網絡近日舉辦「全球氣候大交工，台灣該如何回應：COP30峰會觀察」座談會，邀請多位親赴氣候談判現場的專家學者，深入剖析本屆峰會的關鍵議題與台灣的應對策略。
本次座談會以COP30主題概念「Mutirão」（葡萄牙文意義：交工）來開場。「提到『交工』，我們會想到交工樂隊，想到當年的美濃反水庫運動。這是一種在地互助的文化，強調參與、公平與合作互助。」一開場，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倡議策略規劃師吳勁萱便指出「交工」這概念，在台灣環境運動早已萌芽。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指出，環境部雖將此詞翻譯為「共作」，但在台灣的文化語境中，客家話的「交工」更能精準傳達其精神。
他進一步解釋：「Mutirão原意是指巴西社區鄰里間的集體互助行動，這正呼應了當前全球氣候治理的需求，不只是簡單的合作，而是必須拋棄成見，達成『一加一大於二』的集體行動。」
★台灣第一個ESG與USR永續整合平台，加入ESG遠見共好圈★
COP三議：決議、協議與抗議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林子倫指出，COP是由「決議」、「倡議」與「抗議」三個「議」交織而成的場域。他解釋，決議是大會的全體共識；協議則是部分國家的倡議結盟；而抗議則是公民社會的活力展現，這三者是推進氣候進程的動力，抗議往往轉化為倡議，進而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決議。
林子倫特別提到COP30現場「抗議」能量。巴西作為民主國家，本次大會見證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原住民與氣候遊行。亞馬遜原住民的聲音在會場內外迴盪，強調森林與土地正義，這正是民主展現的一環，也是推動談判桌上改變的重要外部壓力。
針對決議部分，趙家緯分析，針對本次COP30的官方決議，雖然各國提出了NDC3.0，但整體進展令人擔憂。根據目前各國承諾，世紀末全球升溫恐達2.3至2.5度，遠高於《巴黎協定》設定的1.5度目標。「在2.5度的世界裡，珊瑚礁將完全消失，全球GDP損失將達14%，這相當於COVID-19疫情損失的兩倍，」他頗為憂心。
為了彌補減量缺口，趙家緯提到大會決議建立的「全球落實加速器」（Global Implementation Accelerator，GIA）來協助締約國落實NDC計畫。
指出房間裡的大象：難以擺脫的化石燃料
在本次峰會的眾多議題中，化石燃料的淘汰議題意外成為激烈攻防的焦點。趙家緯形容這是一場「突襲戰」，原本並未列入正式議程的「擺脫化石燃料路徑圖」，在巴西總統魯拉的政治操作下被搬上檯面。
「這是一場失敗，但也揭示了未來的戰場。」趙家緯分析，最終有86個國家支持簽署化石燃料轉型宣言，其中包括澳洲等能源出口國；但同時也有80個國家反對，包含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等產油大國。這顯示出全球在能源轉型上的巨大撕裂，「雖然美國沒參與COP30，但在會議期間川普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見面，顯示美國幽靈仍存在會場。」
林子倫補充指出，從COP26逐步減少（Phase down），到COP28轉型脫離（Transition away），化石燃料的退場之路走得艱辛。雖然擺脫化石燃料爭議在COP30受阻，但在決議內容使用「不可逆轉（Irreversible）」字詞，暗示向全球市場釋放了，再生能源的發展方向已定，任何對化石燃料的堅持都將面臨被時代淘汰風險的訊號。
另外，針對這次核能議題方面，趙家緯指出，藍區只有4、5個攤位展示與核能相關的內容，正式會議沒有任何一個談及核能議題，「由於核能成長至三倍宣言的主要推動力量來自美國；然而，這次美國缺席，這項倡議便難以真正推動。」
調適與減碳並重：COP30轉向氣候生存戰
「氣候調適」是COP30另一個重要亮點。林子倫指出，調適議題在國際談判中已討論十多年，但過去全球焦點大多放在減碳與排放管控；然而，減碳目標往往要到2040或 2050年才能實現，但極端氣候事件卻早已不斷發生、並且持續加劇。
林子倫強調，當氣候衝擊已成日常，提升「氣候韌性」成為迫切的生存議題。本屆 COP30正是首次將調適置於最高位階，明確確立其與減碳並重的政策地位，使氣候治理不再僅著眼於長期減量，也開始正視眼前的風險管理需求。
「現在問題已經發生，我們必須討論如何因應，」台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陳惠萍一語道出氣候調適急迫性。她強調：「減緩是為了救地球，但調適是為了救人類，特別是對於像台灣這樣的島嶼國家。」
此次COP30在「全球調適目標（GGA）」上引發激烈討論。趙家緯指出，原定的100多個指標在談判過程中被大幅刪減至僅剩59個。這背後反映了南方國家內部的矛盾：非洲國家擔心過多指標將成為干涉內政的工具，而拉丁美洲國家則希望能有具體依歸以爭取資金。
儘管指標減少，但趙家緯認為，過去100多個指標仍可作為台灣檢視自身氣候調適政策的重要參考。在COP30，調適資金缺口仍是最大難題。發展中國家估計需要約3000億美元的調適資金，但目前的承諾遠遠不足。
「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最大的影響力仍然來自資金，」林子倫也坦言，美國長期是國際氣候資金的主要提供者，一旦美國在相關議程中態度消極或缺席，各項資金承諾往往就會停滯不前，等同讓全球推動氣候行動的步伐原地踏步。
暴雨下被遺落的聲音：2028年公正轉型納入NDC
COP30這次也通過「貝倫公正轉型機制（BAM）」，在減碳行動加強國際合作與技術援助，確保轉型過程的公平性，更要求2028年全球盤點要把公正轉型納入，趙家緯表示：「這被氣候團體視為一場『聖戰』的勝利。」
林子倫進一步解釋，早在2010年前後，「公正轉型」這個概念便開始在國際談判中成形，並在2015年《巴黎協定》前言中被明確納入，使原本以自然科學為核心的氣候治理，逐步擴展至社會、勞動與人文議題。隨後國際社會陸續建立相關工作小組，並投入資金支持，使公正轉型從理念逐步走向實際運作。
陳惠萍特別關注氣候變遷下的「脆弱族群」。她帶領「永續女子天團」前往COP30，親眼見證了性別、身心障礙者與原住民在氣候政策中往往被邊緣化。
「在檢視各國NDC 3.0時發現，有72%的政府忽略了身心障礙族群，僅有14%的政策包含具體的包容措施，」陳惠萍指出。她強調，極端高溫與健康議題已成為焦點，大會發布了「貝倫健康行動計畫」與「極端高溫全球行動」，台灣應思考如何透過科技與社會創新，在能源轉型過程中接住這些脆弱族群，落實真正的「公正轉型」。
美中缺席讓氣候論述轉向，提供台灣氣候外交新契機
面對美中兩國元首在COP30的缺席，以及全球地緣政治的重組，林子倫提出了一個核心觀察：全球氣候論述的主軸，正從過去的「環境與經濟」議題，轉向為「能源安全與氣候安全」。
他指出，美國追求能源獨立，而中國則因擔憂能源進口依賴而加速再生能源佈局。這種由「安全」驅動的轉型，或許比單純的環保訴求更具動力。在美中缺席的情況下，歐洲重新扮演關鍵領導角色，而中國則持續透過「G77+China」鞏固其在南方國家的影響力。
然而，對於氣候議題，台灣並非締約國，但台灣該如何自處？「台灣雖然參與COP許多年，但我們在那邊說了什麼故事？」趙家緯直言，相較於新加坡與韓國在會場設立醒目的國家館並提出明確論述，台灣的參與顯得分散且缺乏一致性戰略。「我們有很好的企業、民間或政府代表去談，但回到國內做的卻可能是南轅北轍。例如外交部對外仍主打『Chip for Taiwan』（晶片外交），但這在氣候場合並非核心議題。」
陳惠萍則認為，台灣作為非締約方，在「全球交工」的架構下反而有靈活空間。「性別」與「青年」是台灣極佳的切入點。由於中國在性別議題上的缺席，台灣曾有女總統的背景與活躍的性別平權組織，能在國際場域展現軟實力。
林子倫補充，國際社會視台灣為科技進步的國家，而非需要援助的南方國家。因此，台灣應將自身定位為「解決方案的提供者」。無論是資通訊（ICT）技術應用於防災預警，或是城市層級的淨零解方，都是台灣可以輸出的氣候外交資產。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淨零，就像沒有人可以獨自完成繁重的農事，」林子倫總結。在這場全球氣候的「大交工」中，台灣必須整合內部的科技、政策與公民社會力量，從單打獨鬥轉向集體協作，才能在國際氣候舞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