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國際永續峰會》由中華經濟研究院、 CSRone 永續智庫、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與國泰金控共同舉辦。CSRone提供
中華經濟研究院與CSRone永續智庫等機構5月6日舉辦「2026國際永續峰會」，以「自然正向的行動時代」為主題，邀請SBTN、IUCN及國內金融、科技界代表對談。會中同步發布「臨界點：全球永續承諾與突破報告2026」及「臺灣企業環境外部成本報告」，指出2026年不只是永續法規接軌的重要節點，更是企業從「倡議宣示」走向「實質問責」的關鍵分水嶺。
5月6日，中華經濟研究院與CSRone永續智庫等機構共同舉辦「2026國際永續峰會」，以「自然正向的行動時代」為主題。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曹添旺致詞時指出，台灣自2016年將循環經濟納入「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以來，推動至今已達十年。從少數企業摸索，到跨產業、跨國界的系統性實踐，循環經濟在台灣雖非一夕成形，卻已逐步累積可複製、可擴散的典範。
「一旦自然資本加速流失，衝擊的不只是遠方的北極熊，更是我們眼前的供應鏈與成本結構。」曹添旺引用世界經濟論壇研究指出，全球超過一半GDP仰賴土壤、水源、礦物與生物多樣性等自然資本，外界仍常把循環經濟理解為減廢與回收，但其實自然資本早已是經濟運轉的基礎。
「生態系與生物多樣性的正向發展，正成為永續轉型的當務之急。」CSRone永續智庫創辦人嚴德芬也表示，若企業只停留在氣候變遷與淨零減碳，已不足以回應當前動盪的環境與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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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三大邏輯轉變，全球永續承諾進入「準契約化」
「全球永續的底層規則正在改變，企業正從宣示時代進入問責時代」CSRone永續智庫兼致德國際永續顧問執行副總陳建佑發表「臨界點：全球永續承諾與突破報告2026」指出，2026年是企業永續轉型的重要分水嶺，過去十年的經驗正在失效。
陳建佑針對全球148家企業，市值佔全球近25%研究結果，指出2026年後，全球市場的三大底層邏輯轉變為：法規加速制度化、資本市場重新定價風險，以及供應鏈全面走向契約化管理。
他進一步指出，永續治理已進入「準契約化時代」，全球法規也逐漸走向「破碎化」。例如，美國偏向以法律責任管理風險，歐盟著重重塑整體價值鏈，亞洲企業則更聚焦供應鏈數據與履約要求。
因此，陳建佑認為，企業不應再追求「通用解方」，而應依產業特性找出最適合自身商業模式的永續轉型路徑，例如金融業偏向財務驅動、運輸業則重視決策整合。他警告：「若企業未及早處理結構性風險，未來三年恐直接衝擊商業模式與生存能力。」
陳建佑直言，永續轉型最大的問題，在於治理與財務語言尚未接軌。若永續數據無法轉化為損益、投資報酬、風險與資本配置等財務指標，永續議題就難以真正進入企業決策核心。
別讓淨零變「淨利歸零」，永續數據重塑企業EPS
「有企業說自己做到淨零，結果指的是『淨利歸零』。」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首席顧問溫麗琪在發表「臺灣企業環境外部成本報告」時，以這句話幽默開場，也點出台灣企業正面臨的新挑戰。
她指出，今年明顯感受到企業永續揭露進入新階段。過去多由ESG部門負責永續報告書、財務部門處理財報，但隨著IFRS、CSRD等國際規範推進，永續與財務開始高度整合，環境成本也逐漸被轉化為真實財務壓力。
報告分析1,643家上市櫃公司、涵蓋33個產業與14項ESG交叉指標，顯示台灣上市公司已有逾九成發布永續報告書，上櫃公司也達82%，相較2021年僅318家企業揭露，永續資訊已快速普及。
不過，根據報告估算，1,600多家上市櫃企業總排放量約2.78億噸，接近台灣整體排放量95%。若以歐盟碳市場平均價格65歐元估算，相關環境成本高達新台幣6,000多億元；若採美國碳社會成本190美元計算，更可能上看1.6兆元，相當於台灣國民所得約6%。
其中，高碳排產業衝擊尤其明顯，水泥業環境成本已占營收57.6%，甚至超過淨利4倍；造紙、鋼鐵等產業，環境成本也高出淨利數倍。溫麗琪強調，企業不能只關注碳排，廢棄物、水處理、汙染、生物多樣性及勞動法規遵循等成本，未來都可能反映在EPS與企業估值上。
「這些數據不是為了製造恐慌，而是提醒企業高層必須提早啟動轉型，」她表示，企業可進行壓力測試、建立內部碳定價機制、重新檢視投資組合與供應鏈策略，因為在強制法規全面落地前，市場與投資人其實早已開始重新定價高碳排企業的風險。
永續轉型三大避雷對策，合規壓力轉為策略資產
「2026年將是資本額100億元以上公司首次採用IFRS永續揭露準則的重要年度！」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董事長李宜樺在座談指出，隨著IFRS S1與S2等國際永續揭露準則的導入，企業最大的痛點在於「財務與永續的深度融合」。
為避免永續轉型失敗，李宜樺拋出三個避雷對策，第一是人員整合，永續、財會、研發、採購、生產、行銷等部門都應共同參與風險與機會辨識；第二是工具使用，企業應在會計系統中標註永續相關支出、資本支出與成本項目；第三是決策落實，若決策者不使用永續與財務整合後的數據，組織就不會真正投入轉型。
「企業應把永續轉型從合規壓力轉為策略資產，」陳建佑則指出，未來關鍵不在於提出更多承諾，而是承諾是否能被驗證、追蹤與落實；若只是誇大宣示，最終恐轉化為經營風險。隨著國際供應鏈要求日益嚴格，企業也必須將永續條件、採購合約與責任管理納入治理機制，因此「法務長」未來將成為企業永續轉型的重要角色，因為供應鏈永續條款是否具備可驗證性與追蹤能力，將直接影響企業履約與風險控管能力。
溫麗琪也觀察，台灣企業過去四年已從敘述式揭露，逐步走向量化揭露，下一階段將進入治理與策略競爭。她指出，真正能進入董事會決策的，不會只是漂亮文字，而是能被檢驗、比較、轉譯為財務影響的量化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