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指標為確保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透明度與可比性的關鍵工具。示意圖。pixabay by tedw
【編按】為了實現2030保育目標，生物多樣性信用成為重要工具，而指標則是評估成效的關鍵。台灣已建立多元監測系統與公民參與機制，有助於發展具透明度的信用市場。你知道選對生物多樣性指標，為什麼對保育和投資都這麼重要嗎？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GBF）於2022年通過，確立了多項雄心勃勃的目標，期望在2030年前扭轉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並將焦點放在生態系統修復、物種保育及自然資金的投入上。在此背景下，「生物多樣性信用」成為一種創新的財務槓桿，能夠動員私人資金支持這些目標。
在2024年10月舉這類信用機制為企業履行自然保育承諾提供了重要契機，但其發行必須建立在嚴謹、透明的測量方法基礎上。這類信用機制為私營部門履行自然保育承諾提供了重要契機，但其發行必須建立在嚴謹、透明的測量方法基礎上。
應法國與英國的提議，國際間成立了「國際生物多樣性信用諮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 Advisory Panel on Biodiversity Credits，IAPB），並於COP16期間發表了《高完整性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框架》。該框架強調，信用的監測「應整合不同形式的證據，包括科學知識、在地知識與傳統知識」，並指出「註冊系統須公開測量指標，包括元數據及生物多樣性資料集，同時尊重資訊的機密性與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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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發展生物多樣性信用市場的過程中，生物多樣性指標被視為確保其透明度與可比性的關鍵工具。
什麼是生物多樣性指標？
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的定義，生物多樣性指標是一種度量工具，用來簡單說明和傳達生物多樣性相關的複雜現象，包含它的變化趨勢和時間上的發展情況。
自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以來，生物多樣性指標的數量大幅增加。全球為了遏止生物多樣性流失所做的承諾，極大推動了各種監測方法的發展，使生物多樣性資訊需求的回應成為保育生物學中最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
生物多樣性指標有多種用途，例如用來了解生物多樣性的特徵，如物種數量或森林的健康狀況；指示人為活動或氣候壓力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評估這些變化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影響，以及相關的環境和社會議題。
目前全球已有數百種生物多樣性指標，由政府間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科學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IPBES）、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和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等機構發展，並常根據特定情境進行調整。
在台灣，臺灣生物多樣性觀測網（TaiBON）提供了一份涵蓋多個生物多樣性面向的完整指標清單，包括漁業資源、海洋保護區、海洋汙染與特定物種等。這些指標也與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相呼應。
如何選擇生物多樣性指標？
生物多樣性本身具有高度的變異性與多樣性，指標的選擇需要根據當地的專案背景，以及可用的數據收集資源來決定。因此，要制定一套適用於國際層級的統一標準指標非常困難。
在主要負責生物多樣性信用標準化的國際機構所提出的測量方法中，不同機構採用的生物多樣性指標類型和數量皆有所不同。例如，Verra提出了4種指標，這些指標皆可用於生態系統層級的生物多樣性評估。Plan Vivo則採用5種指標，其中2種著重於棲地狀態，另外3種則與物種多樣性相關。
不同標準的測量範圍各有差異，因為生物多樣性信用可支持不同層級的保育行動。有些信用專注於特定物種的保護，另一些則更關注生態系統層級的影響，例如提升棲地品質（包括水源、土壤或生物量等），並維護每個物種所承擔的生態功能。
延伸閱讀：企業投入生態保育成果可被驗證！Verra生物多樣性信用標準誕生
鑑於生物多樣性指標的數量龐大，以及生物多樣性信用的測量方法各不相同，因此，了解選擇生物多樣性指標背後的推理至關重要。指標的選擇過程包含幾個關鍵步驟：
步驟一：明確保育目標
希望保護或恢復的對象是什麼？這可能包括瀕危物種、重要的自然過程（如水循環）或特定棲地（如森林、河流或濕地）。生物多樣性信用聯盟（Biodiversity Credit Alliance，BCA）建議設立一系列與生物多樣性改善或避免生物多樣性喪失相關的保育目標。
改善生物多樣性指的是可測量的物種多樣性增加，或是受損棲地的復育，例如，透過積極的管理措施促進生態系統恢復。另一方面，避免生物多樣性喪失則是指預防未來的生態退化，例如，維持瀕危物種的族群數量，或有效保護某個地區免受已知的生態壓力影響。
步驟二：確認生態過程
一旦確立了目標，接下來需要確定對生態系統健康或保育對象至關重要的生態過程。這些過程可能包括水文動態、生態演替、棲地連結性或物種間的相互作用。每種生態過程都包含可測量的關鍵元素，例如物種多樣性、土壤品質或可用水量，這些元素被稱為「屬性」。
步驟三：確定適宜生態指標
針對每個關鍵生態過程，必須確定合適的指標。例如，衡量棲地連結性時，可以測量自然區域之間的距離；評估物種多樣性時，可以計算每單位面積內的物種數量；分析水質時，可以測量營養鹽濃度或氧氣含量。
步驟四：篩選可執行生態指標
從初步選定的指標中，篩選出最具資訊價值且可行的指標。這些指標必須對生態變化具快速反應能力（敏感性）、能提供準確且可重複的測量結果（可靠性）、數據收集成本不宜過高且測量屬性不應過於複雜（可行性），結果需易於管理者和決策者理解（可解釋性），並且應基於可取得的數據（可獲得性）。
步驟五：建立指標基準
對於每個生態指標，建立基準值至關重要，因為這有助於判斷該指標所反映的生態系統狀態是令人滿意還是令人擔憂。
這些基準值可以來自以下來源：歷史數據，用以重建人為干擾前的生態狀況，評估生態系統的原始狀態；生態模型，透過模擬關鍵互動和生態過程，估算生態系統生存與健康所需的最佳或最低臨界值；將研究區域與受影響較少或未受影響的區域進行比較；以及參考國際公約或當地生物多樣性保育政策所設定的目標。
基準值通常有一個可接受的變動範圍，此範圍界定了屬性可在何種範圍內波動，同時仍能維持保育目標的可行性。這並不意味著生態系統必須完全回到過去的狀態，而是確保關鍵的生態要素或物種仍保持在能確保其長期存續的界限內。
從指標到大數據：台灣在生物多樣性信用的實力與挑戰
國際組織如生物多樣性信用聯盟（BCA）目前正與多方合作，以應對生物多樣性信用測量方法的定義與標準化挑戰。生物多樣性指標在衡量生物多樣性淨增益方面扮演三重關鍵角色。
首先，它們用於科學評估專案對生態的影響；其次，指標在經濟層面上支撐銀行的獲利基礎，因為信用的數量與價格會影響投資決策；最後，它們承擔監管職能，確保生物多樣性指標與環境機構設定的目標保持一致。這三重功能凸顯了開發強健且適用指標的重要性，以確保生物多樣性信用專案成功的重要性。
台灣近年來在臺灣生物多樣性研究所（TBRI）與臺灣生物多樣性觀測網（TaiBON）等機構的推動下，已建立與《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目標相符的監測工具，用以追蹤生物多樣性的變化。儘管生物多樣性信用的測量方法標準化仍在發展中，台灣在生物多樣性指標的研究方面已相當成熟。台灣依靠本地化的國家指標與監測系統，定期發布生物多樣性現況與趨勢報告，為保育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台灣的一大優勢在於廣泛動員公眾參與科學研究。自2015年起，台灣建立了「臺灣公眾科學計畫入口網」，並透過如 iNaturalist Taiwan、繁殖鳥類監測計畫及鳥類繁殖力研究等長期計畫，累積了大量關鍵數據。
這類公民參與，加上自2009年開始實施的長期生物多樣性監測計畫，使台灣擁有廣泛的時空數據覆蓋，為生物多樣性研究提供了豐富資訊。此外，台灣也積極推動創新專案，例如推廣生物多樣性友善農業，以提升農業景觀的生態功能，並運用適切的指標來監測其成效。
生態指標應用的尺度上有所不同，過去所累積的各種調查資料大多屬於國家層級的資料；而在專案層級，例如環評案件中的調查資料，也應視為另一項重要的資料來源。因此，如何整合國內既有的各種生態調查資料，並與區域及國際機構合作，建立一套完整且具參考價值的生態大數據，將有助於台灣在生物多樣性信用專案中的影響評估。
同時，對於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策略的企業而言，這些數據能提供可靠的參考標準與更高的透明度，進一步提升其在保育與永續發展投資上的可信度。
延伸閱讀：日本生物多樣性保護成功祕訣：從立法到企業實踐，台灣如何借鏡？
文：邱祈榮、鄭俐俐；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