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ESG共好圈與新北市政府共同舉辦「智慧永續發展學習計畫」，11日展開第二場工作坊。蘇義傑攝
碳交易的本質是「排碳有價」，卻也存在僅能事後抵扣的局限。從台電、台積電到台北101案例，顯示碳權既能減輕企業壓力，也暴露制度不足。碳權如何真正發揮效益，成為台灣淨零進程的關鍵課題。
遠見ESG共好圈與新北市政府共同舉辦「智慧永續發展學習計畫」，11日展開第二場工作坊，聚焦「永續城市」與「智慧醫療」兩大議題。由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與能源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劉哲良，以「擘劃碳信用生態圈—政策機制助力綠色經濟」為題，解析低碳治理與碳交易；同時也邀請醫揚科技全球總經理莊富鈞，分享智慧醫療在城市應用與挑戰。
「永續不只是讓每一代公平享受地球資源，更是正義的責任，要修補前人造成的破壞。」曾擔任環保局長的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在開場致詞指出，過去新北市推動「無煤城市」，阻擋深澳電廠持續使用燃煤來發電，以及在2019年發布全台首個、全球第十本的《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都在實踐以行動落實減碳，並與國際趨勢對接，也凸顯出地方政府在氣候變遷挑戰中必須扮演積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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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今年適逢《巴黎協定》簽署屆滿10週年。劉和然表示，《巴黎協定》雖歷經美國退出等國際政治的波動，但至今仍持續推動前行，「因為氣候議題是全球的共同課題，沒有任何國家能置身事外。」
「低碳轉型不只是挑戰，更是企業與國家轉型的契機。」遠見雜誌副社長兼智庫總編輯李建興則以宏觀視角呼應，即便川普等國際政治變數曾帶來阻力，台灣卻逆風而行，不僅升級制度與法規，更讓ESG從配角逐漸轉為全球舞台的主角。
最新技術也難再減碳？碳權成企業解方
「我見證了台灣碳權的誕生。」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與能源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劉哲良回顧，十多年前台灣便已嘗試布局碳市場，但因缺乏法規基礎，推動相當艱難，多數措施只能依靠政府補助，支撐淨零轉型的第一步。
劉哲良笑著說：「公部門做事，沒有蘿蔔與棍子很難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給錢，但蘿蔔總有一天會沒錢。」他回憶，當時環保署長沈世宏主張政府應先帶頭「做莊」，率先參與碳權買賣，才能真正帶動市場並創造價值。
這樣的思維並非空穴來風。2008年彰化國光石化（八輕）案引發激烈抗爭，最終成為台灣環評史上首度「不通過」的案例。劉哲良直言，過去環評多半是「先同意再說」，國光石化案卻揭開新局，也讓「低碳治理」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然而，劉哲良也點出其中減碳矛盾，環評委員常要求開發案持續減碳，但對業者而言，新廠多已採用最佳可行技術（BAT），但卻仍被要求再減碳三至五成，導致許多業者只能在環評中先行承諾，之後再與政府協商的做法。
「正因為看到這樣的落差，才會思考另一條路。」劉哲良解釋，若業者已難再減排，是否能透過其他方式補足？於是出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概念：只要能確實降低總排放，就算不是由該業者直接完成，也能透過碳權機制加以彌補。
減碳四步驟：盤查、減量、中和到淨零
劉哲良指出，推動低碳治理必須先分清「治理」與「管理」的差異。治理是一套完整策略與架構，強調願景與長遠路徑；管理則是如何在有限資源下，把資源用在刀口上，確保短期KPI能達成。「治理在意的是長遠方向，管理則是短期執行。」
在治理架構中，他認為至少需要四個核心元素：願景、目標、轉型路徑與行動方案。願景代表方向，例如2015年《巴黎協定》提出將全球升溫控制在2度以內，力拚1.5度。目標則更具體，2018年IPCC《1.5度特別報告》指出，若要達成此願景，全球必須在2050年前實現淨零排放。
劉哲良進一步描繪低碳轉型的四大路徑：首先掌握排放量，也就是進行碳盤查；其次落實減量；接著透過碳中和補足；最後才是真正邁向淨零。在行動方案上，他提出「工具箱」概念：先建立制度，如導入ISO 14001或GRI；再進行盤查，依循GHG Protocol或ISO 14064；設定目標可參考IEA或SBTi；再透過RE100來推動減量；最後藉由碳交易與ISO 14068完成碳中和，最終邁向淨零。
「淨零排放意味著在2050至2060年間，全球溫室氣體淨增量要歸零，給地球5、60年時間消化。」劉哲良表示，這是一個明確KPI，但落實上充滿矛盾，因為「人活著就會排碳」，如何在總量不再增加下維持社會運作，仍是最大難題。
因此，劉哲良直言，節能減碳雖能降低排放，卻無法真正達到淨零，必須依靠碳匯與技術突破。以台灣為例，森林一年最多吸收2100萬噸二氧化碳，但全國排放高達2.8億噸，落差極大，顯示未來必須仰賴「負碳技術」，在此之前，碳中和是重要替代方案。
碳權如折價券，擔任遵約工具非零排放
在低碳轉型路徑中，碳中和被視為邁向淨零的重要過程，劉哲良強調：「其核心精神在於合作。」他解釋，碳交易本質是「排碳有價」，受益者必須付費，相關工具包含環境稅費、總量管制、碳交易與碳信用。
其中，碳信用是由政府或國際認證單位核發的獎勵機制，企業可將減碳成果轉換為財產並進行交易。台灣自2010年推動以來，已累積逾2000萬噸碳權，其中，台電是擁有最多碳權企業，為了抵銷碳費。另外，台積電更因應蘋果供應鏈要求，透過購買綠電累積了超過600萬噸，作為壓力下的緩衝。
劉哲良指出，雖然碳交易常引發爭議，但能激勵企業超前部署，也讓開發中國家「用錢換技術」，因此聯合國持續推動碳市場。
「碳權本質是遵約工具，只能抵消成本，無法抹除排放，它像停車場折價券，只能折抵，卻不會讓車子消失。」劉哲良提醒，台灣碳權多用於抵扣碳費、供應鏈要求或環評承諾，屬於「事後抵消」。
另外，劉哲良表示，從科學角度而言，地球只在乎總量下降，不在乎減量地點，台灣年排放約2.8億噸，森林吸收量僅2100萬噸，意味必須減少九成以上，才能達到淨零。因此，政府才以「棍子」向企業收取碳費，同時以「蘿蔔」，包括碳權、補助與稅務優惠，吸引中小企業與家庭自願參與，覆蓋剩餘 46%，唯有全範圍行動，國家目標才可能達成。
地方設碳權認證中心？恐淪為「發獎狀」
在工作坊有學員提問，地方政府是否能設立碳權認證中心。劉哲良指出，雖然地方可發證書，但若缺乏實際需求端，僅憑發證無法產生價值，最終恐成為「獎狀」而非真正的減碳工具。
另外，對於新北市永續DNA價值。「雙北市的排碳多來自工商業用電，只要加強節能即可有效減碳。」劉哲良進一步解釋，有些縣市在管制行動方案中，把建設衛生下水道列為減碳措施，這其實相當不合理。下水道本質上是公共衛生設施，並非為了減碳而設，若誤將其當成減量策略，容易造成錯估。同樣地，捷運雖能減少交通排放，但核心功能仍是大眾運輸，減碳只是伴隨而來的效益。
在排放交易制度（ETS）部分，學員詢問中小企業是否能藉由低碳旅遊等措施換取碳權。劉哲良解釋，並非所有減量行為都能轉換成碳權。台灣目前約有百餘種抵換方式，若減碳規模不足千噸，計算下來往往成本效益不佳，僅適合作為示範性案例。
另有人提問永續ETF是否會成為下一個「0050」。劉哲良強調，碳權是政策工具，價值取決於政府決策，不會像科技股般成為主流投資，只能作為資產配置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