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遠見共好圈》自然正向成企業必修課！台灣如何搶攻生物信用與碳匯先機？專家來解答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2025全球風險報告》，「生物多樣性流失與生態系統崩潰」已高居人類未來十年面臨的第二大長期風險，其急迫性僅次於極端氣候。面對全球邁向2050年淨零排放的艱鉅目標，過去單純的「碳管理」已不足以應對複合型的環境危機，國際社會正快速將目光轉向「生物多樣性與自然碳匯」的雙軸解方。然而，台灣不僅擁有北回歸線同緯度地區海拔最高、最完整的自然生態系，更在保育與氣候行動上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

「遠見ESG共好圈」於3月20日舉辦的線上知識講堂，以「生物多樣性暨自然碳匯」為主題，聚焦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自然碳匯與企業ESG實踐的連結，邀集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長張岱、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處長蔡明哲，以及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林幸助，分別從政策平台、方法學建構與海洋藍碳應用切入，勾勒出台灣自然治理的新輪廓。

張岱：從自然保護區走向社區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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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在論述環境、自然碳匯、減碳與淨零時，都需要用財務的語言來表達。」張岱開場即指出，從TCFD到TNFD，再到國際永續揭露準則的接軌，都顯示企業未來面對自然議題，不能只停留在理念，而要進一步走向制度化、量化與治理化。

張岱指出，台灣森林覆蓋率約達60%，其中超過40%的國土屬於國有森林，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也是台灣陸域自然保育的中央主管機關，掌握相當多生態治理與空間資源。

為協助企業更容易投入自然保育，林保署於2024年4月推出「自然碳匯與生物多樣性專案媒合平台」，希望透過公部門搭橋，讓企業能更穩健地找到合適專案，將ESG資源導入在地。至2025年12月1日止，平台已成功媒合25案、22家企業，串聯32個在地社區與15個專業團隊，總投入金額超過8000萬元，推估減碳量約796噸。

「過去我們習慣圈地保育，也就是劃設保護區並嚴禁民眾進入；但現在的國際趨勢是走向社區保育。」他強調，保育思維已和過去大不相同，因為如今台灣超過一半的瀕危物種，棲地其實位在人類活動密集區域，若只靠設立保護區，已不足以回應現實挑戰。因此近年的保育趨勢，轉向與地方居民、社區、原住民族及利害關係人合作，讓自然保育成果能夠回饋在地，形成真正的夥伴關係。

在這套邏輯下，林保署自2018年推動「國土生態綠網」計畫，以科學資料整合保護區外的重要棲地、保育軸帶與關注區，試圖串連山區、淺山、平原到海岸的生態網絡。張岱表示，企業可透過這些空間資訊與物種資料，理解工廠或營運據點周邊的生態特性，進一步評估投入棲地修復、物種保育、友善生產或環境教育的可能性。

「這個平台的核心特色便是讓在地居民扮演關鍵角色」他舉例，嘉義曾文水庫周邊的造林專案，以台灣爺蠶喜愛棲息的梭羅木作為造林樹種，結合草山社區、新美部落與嘉義大學，不僅增加爺蠶棲地，更結合草山社區發展生態旅遊，創造原民工班參與林業工作的機會。

除此之外，為了解決新竹山區桂竹林因缺乏管理而老化的危機，中華電信投入四年期的資金，協助泰雅族部落的「友順竹業」進行竹林伐採與活化，讓原本可能凋零的竹產業重獲生機。 而在馬祖，光林智能則發揮其照明技術專長，主動研發出能降低對「雌光螢」繁殖干擾的特製路燈，透過與地方政府及學界的合作，成功減少了光害對生態的威脅。

針對企業關心的綠碳申請，張岱也提醒幾項核心原則，包括「外加性、保守性、永久性、土地合法性」及造林地限制，且碳權核發主管機關為環境部。至於企業如何更有效整合林保署平台與TNFD需求，他透露，2025年已有研究團隊研擬TNFD在地指引，協助企業整合在地資料與地理資訊，預計今年5月將辦理企業說明與座談，6月也將正式公開。

蔡明哲：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讓自然價值變成可驗證資產

林保署是企業進入自然場域的入口，蔡明哲則是告訴企業「自然如何被量化，並形成可信的市場機制。」

根據全球風險調查，未來十年最重大風險第一是極端氣候，第二就是生物多樣性流失與生態系破壞。人類目前的消耗速度，相當於透支了1.8個地球的資源來維持生活；到了2025年，早在當年7月24日就把當年地球能再生的自然資源給耗盡了，這無疑是在向未來世代「預支」生存籌碼。

在此背景下，蔡明哲指出，全球正逐步從碳市場延伸到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Biodiversity Credits）。目前全球已有超過40個相關制度或計畫啟動，市場規模也被看好，從2024年的57億美元成長至2034年估計擁有487億美元，年成長率達24%。他說，這反映國際社會已意識到，「在碳焦慮的時代，我們學會了計算溫室氣體；但在『自然正向』（Nature Positive）的時代，我們必須學會為環境永續來定價。」

蔡明哲強調，單純追求「碳權」往往有其盲點，例如為了追求高碳匯而種植單一樹種，反而可能對當地的生物多樣性造成負面衝擊；此外，水資源涵養、土壤品質與授粉價值等生態系服務，是無法單靠「碳價」來反映的。

因此，不同於碳權以「每噸碳排」作為單一計算基準，蔡明哲將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比喻為一個「講求營養均衡的菜籃」。這個籃子裡不能只放單一指標，而是必須同時納入多面向評估，包括「結構性因子」（如森林覆蓋度）、「生態性因子」（如水質與土壤品質）、「物種因子」（如物種豐富度），以及「棲地因子」等。只有透過嚴謹的科學監測、報告與驗證（MRV）流程，確認專案相較於基準情境確實帶來「額外且正向的生態效益」，才能轉換為具公信力的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

近年台大實驗林也已與金融機構合作進行先行實驗，包括玉山銀行支持高山造林生物信用額度方法學、國泰金控支持淺山造林方法學，以及與花蓮縣政府合作有機農業生物信用額度研究，分別對應高山、淺山與農地三種不同場域。他表示，台灣目前的特色是「企業先行」，在政策尚未完全定型前，企業已開始參與方法學建構，這反而可能回頭影響政策方向。

「在購買生物信用之前，企業必須已窮盡所有減碳的努力，剩餘影響才可透過值得信賴的信用額度處理。」他也強調，生物信用不是企業「買來抵銷責任」的工具，是風險管理工具，而非漂綠手段。

談到國際推動挑戰，蔡明哲直言，難的不只是制度，而是定義與方法學。不同國家、不同生態系，衡量方式都不一樣。像花蓮稻田場域，觀察指標就和高山森林完全不同，必須納入蚯蚓、鳥類、微生物等元素。也因此，「台灣若能累積更多在地實務與國際對話，有機會不只是跟隨者，而是成為標準制定參與者。」

他也提出另一個關鍵：在地資料主權。未來若涉及原住民族、社區或地方生態知識，資料擁有權、使用同意權與利益分享都應被保障，否則就可能落入「數據移民主義」。

林幸助：台灣擁有48萬噸藍碳潛力待開發

如果說森林是陸地上的綠色守護者，那麼海洋與濕地便是孕育生命的藍色搖籃。「從全球碳收支來看，森林雖然重要，但空間有限，海洋系統在碳循環中占有關鍵地位。」林幸助指出，依據IPCC 2019年定義，藍碳主要來自海洋與濱海生態系累積的碳，包括紅樹林、潮汐鹽沼與海草床；而珊瑚礁、藻礁因鈣化作用可能釋放二氧化碳，並不屬於藍碳。至於藻類、微藻與藍藻等，則仍需更完整的方法學支持。

他分析，藍碳相較綠碳的一大特性，在於森林面臨野火風險，但藍碳場域的失碳機率通常較低，若能妥善管理，具有穩定儲碳潛力。根據他引用的資料，台灣2024年藍碳碳匯潛力約48萬噸，未來若要達成2030年增匯目標，仍需再增加約34萬噸，顯示沿海復育與海洋生態治理仍有很大空間。

林幸助提到，台灣已逐步建立紅樹林、潮汐濕地與海草床等藍碳方法學，並開始盤點海洋其他有效保育措施（OECM）與企業可參與的場域。包括鹽田、魚塭與濕地等空間，都有機會成為未來生態復育與碳匯提升的重要基地。國科會目前也已推動紅樹林複合式藍碳示範案例、高雄永安天然氣接收站的珊瑚生態、高雄中都濕地等場域，則進一步展現出台灣在藍碳發展上的實驗基礎與潛力。

面對外界對自然碳匯「不確定性」與「可驗證性」的疑問，林幸助認為，解方第一是教育，第二是監測。教育不應只侷限在農學院或生物學院，而要跨出校園，協助地方社區、縣市政府，甚至企業與醫院理解什麼是生物多樣性與自然碳匯。監測方面，則必須依靠科學方法持續追蹤，國內現已有藍碳標準測量程序與方法學，通常每3至5年就要重新驗證一次，以確認原先宣稱的碳匯是否仍然存在。

「無論校園、企業或醫院想投入自然碳匯，都應先做盤點，再決定種什麼、做什麼。」他提醒，適地適種非常重要，原生植物通常更適合當地環境，雖然喬木碳匯效益高，但需要更長時間；草生地、土壤管理也同樣重要。若忽略後續維護成本，甚至日後砍樹、移除植栽所產生的碳排，反而可能抵銷原本效益。

至於外來種是否一定是「負分」，林幸助則認為，仍要進一步辨別它是入侵種，還是已在當地長期存在並具有一定生態功能的物種，不能一概而論。不過他也提到，2025年修正的造林碳匯方法學，已將移除入侵種後再造林納入可計算範圍，顯示自然碳匯治理也正在持續精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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