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11月落幕的COP27，有哪些足以改變世界格局的新倡議？白育綸攝
在埃及夏姆錫克（Sharm El Sheikh）舉行的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締約國大會（COP27），已經落幕。整整2週、外加2天的延長賽，各國攤開碳排帳冊，最髒的石化燃料、最難克服的重工業碳排，一一拋出，尋求解方。
快活不下去的開發中國家，更是自揭傷疤，向世界控訴、求償，造就史上破天荒的頭一遭：「損失與損害」正式在決議中立案。
有人說，這是一場「道德的勝利」，但才言猶在耳的1.5°C升溫目標呢？汰換石化燃料的決心呢？
只能說，在這個結合「秀場」與「展演」活動結束後，科學家、主政環保的官員們，夜以繼日的工作，才正要開始。
找答案，或許不該只是繼續盼望政府的作為。《遠見》記者在COP27全球氣候議題的最前線，現場直擊，崛起的私部門做了哪些努力？各國氣候官員們決定了什麼？未來，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首次通過「損失與損害」基金，富國卻不埋單
「在場沒有聽到反對，那麼，『損失與損害』基金，如是通過。」11月20日清早，COP27主席蘇克里（Sameh Shoukry）敲響議事槌，史上第二長的COP，終於在締約國間達成共識。
攤開歷來氣候政治的討論中，核心議題一路變遷：過去，為防止地球持續升溫，開始推動減排（Mitigation）溫室氣體、能源轉型；後來則增加人類如何與極端氣候共存的調適策略（Adaptation），如防災科技、蓋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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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至今，主流氛圍又轉向全球的氣候受害國，把矛頭直接指向歷史上的碳排大戶，透過科學歸因，尋求國際社群直接、立即的賠償。如非洲僅排放全球3％的溫室氣體，卻因為貧富差距，成為極端氣候、生活物資飆漲下，受影響最大的地區之一。
於是「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便誕生了，且成為賠償理論的依據。
只是，當開發中國家，拿「損失與損害」作為向美國、歐洲等工業化較早地區的索賠訴求時，卻不被埋單。只因，這些已開發國家以往都以捐贈、扶弱的態勢作為補償，如今一旦將賠償「明文化」，原本的善舉將淪為罰單，而且金額恐怕不少，無異是面子裡子全輸。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生效的30年歷史裡，這是第一次，會員國間有足夠的共識，將長期以來尚有爭議的「損失與損害」放入議程，成為本屆COP的最大亮點。
值得一提的是，對台灣而言，雖然並不是《氣候公約》締約國，但隨著近年來民間企業及NGO逐步熱衷參與COP，在氣候議題貢獻一己之力，因此在民間力量發酵下，台灣也漸有聲量。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副執行長林子倫分析，台灣碳排高峰已過，只剩全球0.56％，減碳是既定目標，但各國的「天賦」不一樣，如北歐國家，充滿水利資源，不用很費力就能淨零，台灣有得天獨厚的風場，有潛力，但還在路上。
另外，台灣的企業效能及人才向來舉世聞名，再加上，台灣以私部門參與國際氣候論壇多年，早已累積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台灣以企業為角色，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或科技解方協助全球解決各種減碳的難題，將會是台灣在全球氣候議題掌握話語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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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靠私部門參與，積極向國際發聲
《遠見》在COP27現場，詢問參與超過10屆COP的學者林子倫、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李河清、清大科法所教授范建得、天氣風險公司總經理彭啟明，他們無不同意，與往年相比，「私部門」在COP的戲份愈來愈吃重。
而在這次的COP，私部門嶄露頭角的，還不只台灣。當飛機從在夏姆錫克上空盤旋、緩降，俯瞰這座西奈半島上鄰近紅海的小鎮，一望無盡的沙漠中，無中生有，長出一座足以容納五萬人有餘的臨時場館。
「以前大概就是各國政府來這邊，宣傳自己做得有多好，但這次完全不一樣，」彭啟明觀察，或許是場地特別大，今年管制區（Blue Zone）內國家館（Pavilion）的展覽，也比過往澎湃（豐盛之意）不少，雖以國家為名，但充滿了民間企業的元素。
像是日本館，是由官方帶著一眾科技、能源業企業，從展示防熱的布料、光伏玻璃、三菱氫能引擎，到Hitachi的電網系統。由國家引進門，參與場內的商業結盟與交流，搶攻綠能商機。
又如歷經浩劫的巴基斯坦展館，以「今日的巴基斯坦，也有可能輪到你」為標語，喚醒各國同情。新加坡積極發展自願性碳市場，首設國家館，找來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森林碳匯交易平台，在場館種滿植物。
國內有戰事，卻不放棄每一個發聲機會的烏克蘭，也首次在大會管制區內設立國家館，灰暗的設計肅穆卻不悲情，與對街雨林主題、花花綠綠的巴西館形成對比。各展館攤位之大，各自推出的演講、論壇，都是該國來自氣候領域的企業、NGO的一時之選。
林子倫解釋，在這類氣候政治的場域，意見可以分為決議（decision）、倡議（initiative）跟抗議遊行（protest, demonstration），三個層次的約束力由高到低，但議題也由單一到多元。
過去重點在「決議」本身，議案由締約國間在會議室裡談定，台灣只能被動了解。但其實，不局限締約國參加的國家館活動、周邊會議、社群中心的發表、企業倡議與展示方興未艾，甚至是台灣青年氣候聯盟參與的抗議與國際串聯，雖屬於非正式議程，卻儼然是台灣靠「民間力」參與國際氣候議題的絕佳敲門磚。
氣候政治的成敗，除了在氣候外交的談判桌上比拳頭、比論理，在議場外，也比如何說好故事，留下國際印象。
回頭來看，台灣有許多自立自強的企業，跟其他團體合作，參與官方的周邊會議（Side Event），台灣企業雖然沒有政府可撐腰，也已自行走出一條參與COP的模式。除了參與COP最有歷史的台達電子，今年更有銀行、道路工程，甚至是推廣素食的大學校長，在COP獲得機會，向國際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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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伙伴協力減碳，推動氣候行動落地
只是私部門的崛起，並非意味著政府的角色淡化。
在政策面，你可以從COP27的另一個熱門關鍵字：公私伙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看出端倪。
范建得舉例，無論是日本的聯合抵換額度機制（JCM，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美國氣候特使凱瑞（John Kerry）推行新的碳權機制，稱為能源轉型加速器（Energy Transition Accelerator），都在為企業創造投資減碳的誘因，另一方面，也在解決發展中國家需要資金與技術的問題。
過去，無論是在哥本哈根決議設立的1000億基金，還是正在討論中的〈損失與損害〉補償，都會面臨出錢的一方想監理、評估成效，受贈（償）的國家覺得主權、國格遭剝奪的問題。透過創新的機制，引入資本、技術投入需要資源的開發中國家，也以國家的力量，保證投資者，最終可以獲得嚴格認證的碳權。
如美國祭出降低通膨法案（IRA，Inflation Reduction Act），以優惠補貼方式能源轉型的投資。敏銳的台廠早已嗅到商機，在力行「美國製造」的政策下，提早布局。美國扶植新能源，同時也在對焦自身利益。
美國對外，則與企業成立先行者聯盟（First Mover Coalition），透過共同採購的力量，優先選擇低碳供應鏈，幫助航運、鋼鐵等能源大戶脫碳。加上COP會期中，民主黨在期中選舉表現不俗，更讓拜登直言，美國會堅定不移地（unwavering）、站在世界氣候政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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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巴黎協定》簽訂時，國際社群要求碳排，仍以國家責任來計算，大概很難想像，隨著愈來愈多的發電、儲能、負碳技術被發明，如今，連過去能源事業核心的電網服務，都有部分在民間參與發電、儲能下，由「民間力」取代。
公私伙伴協力減碳，在氣候公約締約30年來，已成為新主流。如今，台灣接軌國際，從工商業界到學界，都在呼籲仍躺在立法院的《氣候變遷因應法》通過修法，在《巴黎協定》第6章的架構下，政府應建立一套屬於台灣的碳交易市場。碳市場的良窳，決定了台灣在氣候金融上，究竟是「邊緣人」，還是新勢力。
回扣台灣產業，以出口為主，企業有碳權需求、也願意投資，但現階段台灣沒有交易平台，資本只能向外流動。如成立僅一年的新加坡碳交易平台，由新國坡國家資本與民間銀行合作成立的Climate Impact Exchange（CIX），就成功吸引台灣的奇美、華邦電，在平台上競標碳權。
COP27在大會訂出「共同實踐（Together for Implementation）」的主軸中，發展中國家將決議視為歷史性的勝利，但更多國家認為，在減排、維護1.5℃、排除石化燃料的決心上，決議毫無誠意。氣候的分歧，在可見的未來仍會繼續，但隨著企業、民間搭建起的綠色經濟，問題的解方，不再只有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