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逾137個國家加入淨零承諾，不過，實際檢視各國減碳成果，卻令人失望。圖取自Pexels by Markus Spiske
全球逾137個國家承諾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不過，實際檢視國際減碳成果，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范建得感慨「其實看得蠻傷心的」。
7月28-29日，外交部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舉辦《2022淨零與永續發展論壇》，范建得在演講中直指拖慢2050淨零目標的關鍵因素，包含「大幅落後的國家自定貢獻」（NDCs，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遲未到位的氣候融資」及「始終無法進入實質討埨的損失與損害。」
2015年《巴黎協定》後，改採由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讓各締約方依狀況及能力，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和目標，以控制全球升溫在1.5℃到2℃內。然而截至2021年，僅128國真正有繳交並更新氣候進度，且只涵蓋全球84.9％的碳排，並未達標。
今年6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在德國波昂第56屆附屬機構會議（SB 56）後，仍只有11個國家繳交NDCs，涵蓋全球4.5％排放量。另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亦呼籲將50％氣候融資投注在氣候調適，迄今僅達到25％。關於氣候融資的討論，SB 56工作會議則以迴避實質探討作結。難道各國減排計劃卡關了嗎？
碳排大國淨零承諾大開倒車？
反觀碳排大國的減排行動，成效也不如預期。當排碳大國同意開始擺脫化石燃料之際，卻受俄烏戰爭牽動歐洲天然氣與核能投資、帶動全球小型核電熱潮，導致碳排大國延展去煤期程。去年COP26後，超過40國表態在2040年轉型清潔能源，現在看來，疫後經濟復興與戰爭效應正威脅《巴黎協定》的控溫目標。
印度曾承諾2070年淨零排放，2030年再生能源比例要達50％，然而不僅NDC紀錄不支持此論述，印度甚至大買俄羅斯原油。無獨有偶，德國也到非洲購買煤炭，中國在COP26氣候大會後改變原先去煤承諾。141個擁有全球91％森林的國家允諾在2030年停滯毀林，其中嚴重毀林的巴西、印尼未積極面對。
今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 COP27將在11月6日至18日舉行，主辦國埃及受地緣政治影響，大量投入石油、天然氣開發，甚至在今年2月的石油展中，表示要讓石油在COP27扮演比前一年更重要的角色。埃及債台高築，又面臨食物短缺，不僅減排行動有背氣候大會宗旨，也被認為做不到淨零承諾。
國際氣候行動給台灣哪些啟示？
綜觀國際實踐減排，對台灣氣候行動有哪些啟示？范建得歸納出4大方向：企業風險觀是氣候行動的驅力、是否以跨國企業寡頭們為指標、氫能是能源轉型新舞台、《巴黎協定》第六條關鍵的市場／非市場機制。
一、企業風險觀是氣候行動的驅力。在地緣政治、戰爭、貿易衝突及氣候衝擊密度愈高的情況下，氣候融資也愈趨重要。因此，應儘早規劃低碳投資的風險因應，以及如何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低風險投資。
范建得強調，「災損和財務支出都是風險。」若企業沒有考量地緣政治、經濟、環境及永續成本，難以向投資者保障風險因應，造成資金挹注進不來。到頭來，發展中國家會繼續買油燒煤以因應氣候變遷，工業國家將成最大受害者。「氣候融資必須找到出口，防止惡性循環。」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調查揭露，「氣候行動失敗是最可怕的事情，特別是對口袋很多錢的商人。」2022全球風險報告指出，企業對綠色未來充滿憂慮，擔心永續投資變成泡沫，抑或是科技轉型無法符合低成本、大規模的生產，甚至將來創新科技、大型地理科學工程會為地球帶來毀滅性損害。
換言之，想要讓行為改變、達成最終控溫，市場經濟是關鍵，企業的風險觀則是驅動力。
二、是否以跨國企業寡頭們為指標？事實上，跨國企業寡頭對ESG發展感到困惑，他們認同企業應走向環境、社會、治理的方向，但ESG樣態多、難以原則性評比。即便企業願意投入資源做ESG，要如何確認企業行動符合國際認可？
近期，UNFCCC也開始重視「漂綠問題」，在世界經濟論壇上修正並建立新的衡量指標。以標普500 ESG指數為例，為何特斯拉被踢出，石化公司卻進榜了？范建得表示，衡量企業ESG表現不能只看書面指摽，還得評估社會層面，特斯拉雖有電動車、環保永續的專業，卻存在嚴重的勞工問題及性別歧視。
專業和社會觀察如何調和，關乎未來ESG標準能否往前推進，驅動企業資金挹注的意願及方向，最終填補氣候損失與損害（Losses and damages，即減少和解決氣候變遷負面影響造成的相關損失和損害）資金的不足。
三、氫能是能源轉型新舞台。因應2050年淨零排放的能源轉型，逐漸發展出以氫氣發電取代化石燃料的趨勢，各國也紛紛尋求氫能長期合作夥伴。
歐盟和埃及為落實COP26決議、促進COP27目標，於4月10日達成合作協議。雙方同意在液化天然氣、綠氫供給及發展上，強化涵括歐、非、波斯灣曲在內的地中海綠氫聯盟。七大工業國組織G7也聲明，因應當前能源危機、擺脫對俄國天然氣依賴的短期需求，投資液化天然氣有其必要性，但應避免產生鎖入效應。
亞洲方面，日本和澳洲完成初步的商業營運示範，也在發展氫能貿易合夥計畫。范建得舉例，韓國以運輸車輛為液化天然氣的擘劃，對於電動車發展日漸蓬勃的台灣而言，未來在研發氫能作為燃料電池上，將有競合空間。
四、《巴黎協定》第六條——市場／非市場機制。在SB 56工作會議中，這項法條是唯一超出預期達成共識。未來市場機制更嚴謹但彈性變大，締約雙方合作時，可在各自政府認可下、監督進行，將產生的減碳額度再交易或利用。《巴黎協定》第六條還新增永續發展機制與非市場方法，值得台灣關注、借鏡。
企業將是轉動ESG的關鍵力
「企業嗅到風險，會付諸行動解決；相較之下，國際政壇意識到風險，反將策略綁進制度，任期結束就事過境遷。」氣候行動在國際會議中，易流於形式、程序性的概念。
范建得說明，企業巨擘在世界經濟論壇上關切的議題，不外乎是氣候變遷、綠化供應鏈及永續生活。舉例來說，企業關注碳排大國印度，因為它是市場供應鏈來源；而企業追蹤全球能源轉型、是否去化石燃料，也是因為企業要超前部署。企業意識到ESG報告不只寫給政府看，更重要的是透明公開，讓消費者、股東與公民團體檢視。
對大企業而言，與獲利相關的風險會驅動其透過實際行動、改變應對。范建得坦言，「過去習慣向利益靠攏的企業，如今突然開始關心淨零永續；而許下減排承諾的各國，一夕之間無法履行諾言了。」聽來諷刺卻有正面效果。他認為，企業將會是加速永續、轉動淨零的關鍵助力。